(作者:上林游子)
我的案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2003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检点上林文明》，一本是2005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溪上寻踪》。这两本书是我近年常要翻检的著作，而它的作者童兆良先生却已离开他所热爱的世界，停止他所热爱的事业，永别了他所热爱的亲人和朋友。但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可贵的学术财富，为慈溪的文物研究树立了一块坐标，也给他的亲友带来精神上的一种指引。
童兆良先生是一位脚踏实地、自学成才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他只有初中学历，做了十八年的砖瓦窑工，然后以一个卓有成绩的业余文保员成为专业的文物管理工作者。数十年来，他踏遍了慈溪的山山水水，熟悉慈溪的一草一木，丛林密集的深山，荒无人烟的野地，虫豸出没的坟墓，断墙残垣的旧宅，风雨飘摇的古寺，陡峭险峻的悬崖，都留下了他探寻的目光和身影，流下了辛勤工作的汗水。他为国家征集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如战国青铜剑、东汉四系罐、南朝鸡首壶、唐代广明二年轴顶碗、北宋嘉祐八年铭文瓷砚、南宋隆兴通宝金币，还有那赫赫有名的国宝——越窑青瓷三足蟾蜍水注……
童兆良先生对越窑青瓷的考古研究情有独钟，成绩斐然。他在上林湖文保所工作了十多年，参加了多次的重点考古发掘，对越窑的形成、发展、分布及其衰落作了系统的研究，对青瓷的品种、烧制的特征、历史的分期烂熟于胸；他能闭着眼睛用手一摸就能分辨出瓷片属于何类品种、哪种器皿、油釉特征，甚至是哪个窑里出来的……他应邀参加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上林窑工》、《越器单款之谜》等学术论文，使国内外专家对他刮目相看，有的慕名前来上林湖实地考察，有的向他征询和求助，他都热情接待，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国际上对越窑青瓷的研究。他与国内著名古陶瓷专家朱伯谦、林华东、任世龙、林士民及台湾故宫博物院蔡和璧博士、日本根岛大学教授田中义昭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学术研究的良师益友。
大概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童兆良先生从老家东埠头移居浒山，再在群丰村励家弄定居下来。与我的家在同一个行政村里，但不在同一自然村。他长我将近二十岁，称我小童，我就称他为老童。因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会友，住得也近，叫得也亲热，有些不知情的朋友就误认为我俩是同村同族人，我们都很开心。他在上林湖文保所时，我有朋友来，总喜欢到他那儿玩。他总是非常热心地领着我们去窑址访古，随手拿起一块瓷片，津津有味地介绍，真的是如数家珍。有时，我的朋友眼馋手痒，想带几块瓷片回去赏玩，他就严肃地给予制止了。说，这里国家的文物，任何人都不能带走，随后哈哈一笑：“君子动口不动手！”
慈溪籍的著名版本学家、诗人路工先生晚年常住在老童的家里，老童像亲人一样对待路老，给老人以莫大的慰藉和快乐。路老喜欢去上林湖等地采风摄影，老童侍陪左右；路老也将版本学知识传授给老童，并转让了部分藏品，使老童的古籍收藏飚升了档次，俩人成为忘年之交，堪称一段佳话。我亦经常去老童家拜访路老，向路老请教一些问题。路老病逝后，老童赠我一册路老的手稿，我仔细一阅，原来是路老参与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的原稿，有一百多页。他还赠我清方翔藻《屏石山房诗草》、民国胡宅梵《胜月吟賸》，丰富了我的慈溪地方文献收藏。
童兆良先生是在1998年年底被确症为肺癌，动了大手术的。当时他正与北大、省考古所等国内专家一同在匡堰镇进行寺龙口窑址的考古发掘。大病后的他，更加参悟到人生价值的所在，立志要编写一套慈溪地方历史文化的丛书，“贡献给读者”。此“贡献”两字，并非口号式的语言，而是实打实的举动。其一，他把一生从事文物古迹普查、保护和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毫无保留地、系统完整地发表出来，作为大家可资参考利用的公器；他的这两本书中，还纠正了许多谬误、填补了不少空白。其二，他的书都是由他自己掏腰包委托出版社出版的，好几万元的钱，对他这样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笔小数。令他欣慰的是，他的夫人和子女都理解他支持他写书，他感到生活十分的美好和充实，心情舒畅，身体康复很快。
老童曾撰有一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严谨治学悟真谛
马虎做人得玄妙
他还请路老和姜彬先生各书一句，挂在他的书房“孺悲精舍”里。他对治学的态度，已经在他的著作中有了充分的体现，这里也不细说了；而他的“马虎做人”是指生活态度上不要太刻意太讲究太奢侈，并不是说做人的原则。他在做人的原则上是个铮铮汉子，这是慈溪文化界所敬佩的。但他也有困惑，他从事文博事业二十余年，干出了那么多成绩，也发表了学术论文，甚至出版了专著，一直到退休时也只有初级职称！只因他拿不出高等院校的毕业文凭，也不懂“英格立西”。呜呼，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官场的劣习，尊重人才只能是某种人的官方用词，一回到现实，就视而不见，人才也许不是人了。
2006年9月29日，61岁的童兆良先生带着对生活的留恋，带着对没有完成意愿的遗憾（他还有两部书正在写作），化成一片云烟回归到上林湖畔。有青山作伴，有青瓷作伴，他一定会含笑九泉。
【童化平 推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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