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山童族·五桂堂·启后堂
                       
         说起秀山岛的大户人家，老人们都有个固定的说法——“童、厉、樊”。
         秀山童家的源头，该是座落在乌岩头后门山麓童家岙的“五桂堂”。“五桂”，大概是替代“五世同堂”的雅致说法。
     　五桂堂的另一种解释，是说童族太公养了五个儿子。
     　据老人们说，五桂堂太公是从慈溪车厮陆家埠来秀山定居的，年代大约在明末清初——如果确实，该比厉族祖先来秀山定居的年份更早一些，那么从这个角度看，“童、厉、樊”的排列是比较合理的。
        起始，童家五个儿子都住乌岩头沙塘里，后来，儿子们求发展，有三个到南浦住，一个到北浦住。
       《岱山县地名志》（1990年12月出版）的“秀山乡概况”中，有两个地名是与童家的发展有关的——
        　仲房村。131户，248人。位于乡政府驻地北0.3公里。据传二百多年前，童姓太公有六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居此，“仲”即第二个的意思，故名仲房，属北浦片村。
          三份头村。124户，247人。位于乡政府驻地东0.3公里。据传二百多年前，童家太公六个儿子，其中第二房所生的三个儿子，在此成家居住，故称三份头，属北浦片村。
         《岱山县地名志》里谈到“童家太公六个儿子”，可能调查时有误。
          事实上，搬迁来秀山的那位太公，他自己有六兄弟。他先搬到舟山的三江（与秀山岛遥遥相望）住下，因他会做生意会种田，就积下了钱，买了二百多亩田，后来搬到秀山，成了“五桂堂”的先祖太公。他的兄弟也搬到秀山，住在圆墩、小欢喜等地。他自己生了五个儿子，而不是六个。
         现住在五桂堂、当年作为童家进赘女婿的厉先生说，五桂堂大门上方，当年还悬挂着皇帝颁发的“钦旌”匾额。后来，五桂堂西面房子翻建，将大墙门往东面移了位置，那已受了近二百年风雨侵蚀的“钦旌”匾额被拆除下来，以后再没挂上过，匾额也不知在何处了。
      　五桂堂，单听名，很有诗意，而事实上，那建筑物实在是座平凡、低矮的青瓦房。作为当年的“堂”，如今已把门前遮风雨的檐也利用起来，即一般在说的，成了“闷檐落”，缺少了作为建筑物的空灵、宽敞的感觉。把住房向外推，成为“闷檐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广泛效法的“新生事物”。如今，从三、四十年代乃至更久远留下来的完整建筑物，已渐渐消失，人们也就无“檐”可闷了。
      　据说，当年五桂堂中，还挂有一块“五世同堂”的匾。
        从光绪朝的《定海厅志》看，在册八的“几祥”篇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
         道光八年（1828），秀山庄民童南飞妻林氏寿九十有四，钦旌“五世同堂”。孙仁溥、曾孙义明俱庠生。
         这段文字是说，在清代道光朝八年，即公元1828年，定海县秀山庄百姓童南飞的妻子林氏，已经九十四岁。地方官把这象征天下太平、民间呈祥的事例报到朝廷，皇帝就“钦旌”了“五世同堂”四字匾。童南飞的孙子童仁溥和曾孙童义民都是秀才。
        关于童家和厉家，上了年纪的人有种说法：
     　厉家人当官，是从外面当进来的。
       童家人当官，是从里面当出去的。
      “是从外面当进来的”，换句话说，是要通过科举途径当官。在帝王统治时代，众多的家法族规都要求子弟务正业，即从事正当的职业。当时的书香门第以耕读为主，认为人生事业，无过“耕读”两端，“耕为衣食之根本，读乃圣贤之根柢”；在士农工商四种正业之中，“士农业为上，工商为下”。
    　在秀山厉氏第四房分支的一个四合院大门上，就有一副“非显非藏姓氏，半耕半读人家”的对联。
       在厉族的辈分排行的“百字行诗”中，就有关于耕读的句子：“农亩时勤业，儒林日漱芳。”
    　娼、优、隶、卒，即娼妓、戏子、衙役、兵士，在当时被人们普遍视为辱门楣、败坏家声的贱业。有些家庭、宗族还将贱业扩大到讼师、奴仆、婢女，以及剃头、剔脚、吹手、屠户、轿夫等。尽管有些人以充任保长为荣，但不少宗族也将保长作为贱业。这可能因为保长要奴颜婢膝地伺候官长，身份多少与衙役有些近似；同时他们又狐假虎威地欺压百姓，鱼肉乡民，为乡民所侧目。众多的家族和宗族都严禁后裔流入下贱，要求族人帮助已沦为奴婢的族人摆脱困境，并对自甘下贱者予以革谱、出族等惩罚。如有的宗族规定：“为奴者出”、“为优伶者出”、“为皂隶者出”、“充任保长者出”。
     　至今，我们没有看到过厉家的族规，但是，从厉家人当官“从外面当进来”的事实看，以及厉家人在秀山不大有当乡长、保长的事实看，厉族的族规也应该是排斥保长之类职业的。
       童家就不一定是这样的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童家相继出了秀山乡的乡长。乡长在秀山岛的政绩优劣，自有乡民公论。
        童家还出过几个秀才和有学问的人。
    　秀才童荣生先生，在秀山办义塾，任校长，培养过不少乡人子弟。
    　居住在台湾、却为家乡捐资、修路、办学的童养基先生，虽已逝世数年，但家乡百姓仍怀念他，他修的“思源亭”还在北浦的一个三叉路口。
    　他的祖父很有学问，在上海《申报》做编辑。在上海商界有影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逝世时，有很多商界名人来吊唁，讣告上有个人经历，有照片。
        在乌岩头，笔者看见数处当年的童姓四合院。当然，岁月流走，这些院子都败落了。
                        　　在一家童族大门上，有副对联——
                        　　　　和气致祥遗泽远，
                        　　　　好山排闼送青来。
                        　　在另一个刚整修过的四合院里，住着位九十三岁的老先生。他姓童，是秀山童族在上一个世纪里的兴衰的见证人。
                        　　童老先生思路清晰，记忆强健，令人叹服。对于秀山当年有名望人物的姓名、年龄、经历、归宿、配偶、子女，一一道来，如数家珍。他在舟山中学读初中时，又到宁波的民强中学读书，开过小店，做过生意，也当过地方小吏，见过侵华日军，任过县议员，人生经验丰富。
                        　　他的儿子，有当军官的，有当医生、工程师的，有秀山的话来说，老人是“福气很好”。子女寄钱来，请人服侍他。
                        　　子女们记挂童先生，而童先生也纪念自己的父亲。
                        　　在他的四合院里，中堂悬挂着一块匾，上写“启后堂”三个大字。
                        　　年份写着“光绪壬寅年立”。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落款为“陈修榆谨书”。
                        　　另外，挂着童先生父亲的照片，并有文字：
                        　　启后公，字智濂，号楚水，生于公元1868年（同治七年），卒于1920年，享年五十二岁。公精明于练，经营船商，光绪年间建启后堂于斯。
                        　　童先生告诉我，父亲死时，他才十四岁。当时，童养基先生的祖父、《申报》编辑写信来，专门谈到孩子受教育的事。那时，童先生的祖母当家，因为上海来信，家中才挤出钱来让童先生去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