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 玮 钱利娜
刚刚出版的4部鄞州望族传记
鄞州塘溪童第周故居
“四明多巨族，一姓往往千余丁，少亦不下五六百……”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宁波，家族性的人才群是其发展史上的一大特色。
四明一地望族的真正形成，大概是从北宋开始的，尤以鄞县的望族数量最多也最负盛名。正如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傅璇琮所言：鄞州的文化名人或学问道德、或政治求索，标胜一时，并经由师生、交游、同年、仕宦、婚姻等途径，彼此之间建立密切关系，形成强大的望族网络。其间派裔又秉承先祖开拓创业精神，崇文尚德，倡教育才，簪缨继美，人才辈出，夙为望族。
所谓“望族”，是指那些有家产又有社会声望和影响的家族。望族文化构成了浙东文化的重要景观。
乐为望族写春秋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重视望族史的编纂，司马迁的《史记》即有“世家”的创例，明清以来的志书多有“氏族”或“望族”的门类。著名学者吴大琨教授认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家族一直在社会的发展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要弄清楚某一地区的文化发展情况，就必须弄清楚这一地区的一些代表性家族的情况，两者是分不开的。”这里说的“代表性家族”就是望族。因此，从望族文化入手，无疑也是研究浙东文化的重要路径。
人文荟萃的鄞地出现过多少声名远播的名门望族？他们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鄞州区委宣传部、区文联细心规划，周密部署，精选名人，物色作者，研究论证，决定将望族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精华予以探索。一套向历史深情缅怀、向文化深切致意的名人乡贤文化巨制——鄞州望族丛书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慢慢成型，目前已完成望族传记丛书中的４部，分别是２６万字的《史氏家族》，作者是郑传杰、郑昕；２０万字的《马氏家族》，作者是俞建伟、崔雨、秦弓；１３万字的《沈氏家族》，作者是徐海蛟；１７万字的《童氏家族》，作者是胡纪祥。
在鄞州区文联联络协助下，这些有志于乡贤研究的现代读书人开启了他们的探寻之旅，他们所做的，是通过传记文学形式研究族望名人的思想观念、精神品格和文化价值，诠释其中包含的文化密码。郑传杰，做过农民，当过兵，又先后干过教师、编辑职业；俞建伟，１９９７年大学毕业后到宁波大学工作，现在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工作，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书法非常爱好并有所擅长；崔雨，求学于奉化溪口，工作在宁波，热爱文学艺术；秦弓，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鄞州区首届语文学科带头人，现任鄞州区方志办责任编辑；徐海蛟，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在报刊杂志刊发作品１００多万字，著有教育著作《作文高手，傻瓜手册》、散文集《纸上的故园》、长篇儿童小说《别嫌我们长得慢》、儿童诗集《树的口袋里藏着春天》等；胡纪祥，从教３０余年，执教语文与政治，退休后，学“爬格子”，《鄞东重镇咸祥》主编。
记录整理、理清关系、辨正补白，当手头的资料不够用的时候，他们的身影不断地出现在各大图书馆，摘录、誊写、拷贝……一点点地梳理，一点点地填补，历史真相在他们的寻访下逐渐清晰。正如《沈氏家族》作者徐海蛟所概括的：我开始寻找一个家族的脉络。一个家族，它不仅是一座宅院，一排林立的房子，不仅是几卷家谱，一些流传下来的产业。它是一座丛林，那些共用一个姓氏的人们，现在站成了一棵又一棵树，各自有绿荫，各自有果实，各自有年轮，各自有挺拔的姿势，然而他们又是一个强大的整体，他们站在一起，盘根错节，绿荫如盖，莽莽苍苍……不得不承认，现代鄞州人做着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用他们的文字，把一个个望族唤醒。在图书馆的古籍堆里，在族谱的片言只语里，在后裔们的语焉不详里，终于，所有的故事被串联起来。
鄞州望族丛书被列入“宁波市文联重点文艺创作项目”，是鄞州区打造名人乡贤品牌、挖掘地域文化的一项有力举措。近日，史氏、马氏、沈氏、童氏４部望族传记作品已由宁波出版社正式出版，展现了鄞州名门望族的起源、发展及兴盛，并揭示了其对推动地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在今后的出版计划中，将会继续推出《楼氏家族》、《袁氏家族》、《汪氏家族》、《鄞州医家》等传记，并进一步拓展望族名录，展现源远流长的望族文化，继续做大鄞州望族文化这一品牌。
此外，这次出版的鄞州地域文化丛书还有，徐剑飞著的《一地落英缤纷》、徐秉令、谢根芳合编的《鄞州地名传说》、成风编的《堇地风》以及天涯著的《风过堇地》等。
在寻根问祖中揭秘四明文化的“遗传密码”，在繁衍传承中实现人文精神的“守望”，这大概是今天的我们从望族文化中最该汲取的养分。
（柯 以）
文化立族绵延久
自宋以来，鄞县教育昌盛。据统计，全国“产”进士千人以上的县有１８个，鄞县即是其中之一。从众多士子的身上，可以概括出一个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的“关键词”——“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为士子进入仕途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跳板，入仕又是积累财富、提高社会地位的捷径。
鄞地的望族多为文化型家族。张邦奇曾说：“四明多宦族，士大夫读书尚礼，饰帷薄，凝风范，足以燕后昌教，亦往往是。”文化世家尽管可能受到政治、经济地位兴衰消长的影响，但其文化积累丰厚，而且随时移而益长，其门祚也较官宦世家、豪门右族更为绵长。
鄞地历史上出现过的名门望族不可胜数，但论地位显赫和历史影响没有一个家族可以与史氏家族相匹敌，史氏家族有近１００年的辉煌，有“一门三宰相，四世二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满朝文武，半出史家”之誉。史氏家族的崛起，研究者将内因概括为四个方面：孝、佛、士、义，其中，“士”是史家的仕途基石。史氏迁鄞后，进“士”意识一开始就很强烈，史成让儿子史简师从王致，叶氏让儿子史诏师从楼郁，史诏所以不举“士”，只是因为在家伺奉母亲以尽孝，但他将史师仲、史才送进太学。北宋政和八年（１１１８年）史才中举，成了史家第一个进士，开启了史家仕途大门。史家仕途达到鼎盛是在“弥”字辈，“弥”字辈共有４１人，中进士的过四分之一，这主要归功于史浩、史渐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史渐归里后，娶高氏，训育子女，其七子中有五子中进士。史浩罢相后在月湖大力兴办书院，聘来沈焕、杨简、袁燮等学者作主讲，自己也不忘教育儿孙，其四个儿子有一半中进士。南宋淳熙、嘉定年间是史氏中进士最多时期，嘉定一朝共１７年，几乎是史弥远独相，其间史家人和四明人在朝为官最多，所以就有“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的说法。
鄞地的望族多能深谋远虑地将文化作为立族之本，加倍予以维护和培育，这无疑是他们绵延不绝的重要保证，也因此，望族中的优秀人才往往以群体的形式大量涌现。
袁姓在鄞有三大望族，分别为：城南袁氏、南湖袁氏和西门袁氏。其中，城南袁氏是宋代四明地区的文化世家，杰出的人物比比皆是：有以辞藻闻名的光禄大夫袁毂，曾与大文豪苏东坡共同唱和，他的《韵类题选》一书在当时的文人士子中极具影响力；有为人豁达淡泊的袁文，为古代文学史留下了一部重要的学术考订笔记，即《瓮牖闲评》；有神童出身、才学满腹的承议郎袁章；有侠义正直、勤于学问的袁方；有理学大师、“淳熙四先生”之一的袁燮，《絜斋集》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还有甬上颇负盛名的状元郎袁甫，他发扬理学、推行教育、兴办学堂，他的《蒙斋集》为后人提供了学习和钻研的依据。城南袁氏一族的特点在于多出学者，他们对学问进行着不懈探究和钻研，大多酷爱读书，且多以博闻广见显名于世。另一支南湖袁氏的特点在于家教严厉、治家严谨。南湖袁氏有藏书的传统，且藏书十分丰富。著名的藏书楼有袁韶的“东西楼”，袁似道的“南园”，袁桷的“清容居”等。
四明楼氏起于奉化，被誉为“一门书种”，其中以楼郁为第一个高峰，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称得上是四明第一个名教师。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知鄞县，搭建了一个教育平台，楼郁前后在此站了３０多年，演绎了他的精采人生。楼郁是“庆历五先生”中最全面的一个，其“学以穷理为先”，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其著作，被后人认为是“四明士夫立言之始”。楼郁开创了楼氏家族应用文献和藏刻进行教育的传统，这一方法也影响到整个四明地区，四明人聚书藏书渐成风尚。四明楼氏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至楼钥发展到了巅峰，楼钥素好藏书，凡精椠著本、刻本、抄本，必一一收藏，亲手校雠。历几十年之聚集，所建东楼藏书逾万卷。楼钥之后，楼氏家族继续发展，从南宋绍定至淳佑近30年间，整个家族中进士近20人。
沈明臣、沈一贯、沈一中、沈九畴、沈光文……这些沈氏子孙的名字同样深深嵌入了浙东文化史中，其中沈光文在整个家族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沈光文是明朝遗臣，一生抱孤臣之心。在遭遇风暴漂泊台湾后，他在荒蛮的台湾岛上教授汉语，传播中国文化，为汉文化在台湾的落地生根，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素有“台湾孔子”之称。
童氏家族同样以文化显扬。１９９９年，一篇《走近“教授村”》的独家采访报道了鄞州塘溪镇一个叫童家岙的山村（童村），这个以童姓命名的村庄从此声名大噪。２０世纪以来，童村涌现了以童第周为代表的３０多位童姓教授或教授级的高级知识分子，单是“让房”秀才童树庠家庭的五兄弟中，就产生了五位教授。
更为典型的文化型望族还得说说马家。民国初期，在北京文化界，有“一钱二周三沈五马”之誉，其中被人津津乐道的“一门五马”就与宁波人有关。“一门”指的是马海曙家庭，马家世居鄞州邱隘盛垫桥，“五马”指的是马海曙公子中五位——次子马裕藻，四子马衡，五子马鉴，七子马准，九子马廉。盛垫马氏家族，嫡亲五兄弟，在中国现当代人文学术领域各领风骚，子辈中也不乏独占鳌头的人才。在网上搜索一下，有关马家的文章颇多，马家家族成员文化素质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传承文化，也即传承智慧能力，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比财富的传承着实艰难。在这些鄞地著名家族中，出现了大批文化人才，显示了人才密度的绝对优势。“大宅门”里的正堂、书楼、花园……往往成了文化交流中心，是浙东文化的独特载体。
文化型望族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最有力的传承者、创造者与发扬光大者。
精神财富代代传
事实上，我们关注四明大地上的这些著名的文化型望族，还因为他们通常也是精神型望族。是否德高望重热心乡里公益事业？是否具有较高的精神品格追求？家族是否团结稳固？这些都是衡量一个精神型望族的标准。他们把坚守道德规范作为人生最大信条，以忠孝节义为人生追求目标，以礼义廉耻为做人做事准则。他们对道德操守的追求，超过对物质享受的要求。
西门袁氏是宋朝时从江西南昌迁入的，祖上显赫，这个家族的发展有着曲折壮烈的经历。宋朝末年，袁镛为抗击元人壮烈牺牲，一家老小为免遭元人的凌辱，纷纷投河自尽，惟有６岁大的儿子获救，这就是历史上惨烈的“一门忠烈，启孤一脉”的故事。袁镛和他的家人给这个家族增添了英雄色彩，他的精神品格也为整个家族世世代代所传承。也许正是因为这段历史，强大的家族凝聚力成为西门袁氏最大的特点，他们对宗族的感情十分深厚，直到现在，散播在世界各地的西门袁氏族人都在热情积极地参与宗族的各种活动。他们的家谱经过长年的编修，不断完善，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有了十分完备的电子版。在鄞地望族中，这样大规模的家族盛事也是极为少见的。另外，西门袁氏的族人在近现代多热衷于慈善事业，尤其是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鄞地另一望族沈氏子弟大都笃实淳朴，素以清德传家。明成化二十二年，沈焕的九世孙沈元中进士，担任南陵县令时，遇上了一场大饥荒，沈县令发钱币开粮仓救济饥民，救活了很多人。后来沈元担任监察御史，由于为官清廉，持正不阿，升为湖广佥事，审判大狱，务必得其实情，被人称为“路皋陶”。明正德年间，沈氏家族有沈汝璋，闲居在家时，倭寇经常入侵，有一回大批倭寇攻入城内，抢掠财物，烧毁民宅。眼看百姓遭殃，生灵涂炭，沈汝璋不顾年事已高，组织当地百姓奋起反抗，给进城的倭寇迎头痛击。接着，沈汝璋变卖家产用来修城，他组织的抗倭队伍法纪严明，从不骚扰百姓。
童藻荪是童氏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在童氏“让”房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废除科举制度后，他走外出求学的道路，并在求学过程中开拓了视野，接受了新思想。在认清国民政府腐败黑暗后，及时引导３个弟弟从学习社会科学转到研究自然科学，成为童家子弟求学、求职的领路人。为反对内战，他急流勇退，退出军界，抛弃高官厚禄。童藻荪的温然君子之风更是有口皆碑，早年过年回家，他从宁波乘航船到韩岭，韩岭上船后坐轿子过张家岭后，远远望见宝庆庙、东庆桥，便不再坐轿子，不管跛足行走不便，坚持步行到家，他认为在父老乡亲面前不能耀武扬威。藻荪先生解放后任中华书局编辑，博文强志，治学谨严，经史名理诗文几无所不及，工作勤奋，淡泊一生。退休后在北京居住，每有客人到寓所访问，藻荪先生坚持拄着拐杖，迎送客人于数百步之外，行走蹒跚，杖声铿然。童氏家族中的童第周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童第周的大部分科研成果，都凝结着夫人叶毓芬的心血，有人统计，夫妇合作的科研论文，占童第周主要论文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因此被人誉为中国生物学界的“居里夫妇”。童第周所从事的实验胚胎学研究，是通过实验来探索生命的奥秘，因而实验的设计、技巧、精确等成为其中的关键环节，而叶毓芬恰恰是一名实验好手。但一直到叶毓芬逝世，她仍是副教授职称，她至少有三次提升机会，但都因为童第周一直是她的“顶头上司”，名单报到童第周那里，他总是把升级的名额留给别人。童第周曾对他的学生说：“在我领导之下，我的学生和家人要准备‘吃点亏’。”童家的君子之风，是儒家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
１９２８年６月下旬，土匪出身的军阀孙殿英拥兵河北蓟县一手炮制了震惊中外的“东陵盗宝案”。“东陵盗宝案”发，“五马”之一的马衡是最早举报者之一。他得到琉璃厂古董商密告后，气愤异常，遂会同有关方面一同向当局举发，呼吁政府严拿究办盗卖宝物者，追出赃物，交有关部门妥为保存，以免散佚。同时不顾个人安危，亲往东陵现场勘查。国民政府表面也声言“要查办”，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而主持正义的马衡却倒了霉。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开始后，阎锡山为了利用孙殿英，欲争取他出任北平卫戍要职。孙殿英公报私仇，乘机提出条件，要求先通缉故宫马某人，以泄其愤。当时马衡正在河北易县燕下都古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幸亏预先得讯，乘夜车逃往天津。为防不测，曾化名“马无咎”，咎者，罪也，凶也，意谓“虽出走，却无罪过、无凶险”，充满了乐观与信心。嗣后，“无咎”就成了马衡的别号，晚年尝以“无咎老人”署名、落款。这别号成了他保护祖国文物、不畏强暴、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的一个纪念。
鄞地望族重视精神财富积累，对后代言传身教，故能长盛不衰，他们的成就与传奇总能激励普通人奋起进取。中国文化能传承至今，实赖这些家族从精神上执掌着传承锁匙。
【童化平 推荐稿 新闻出处宁波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