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龙商帮-史海钩沉 

       在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十大商帮中最活跃的是洞庭商、 徽商和龙游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句谚语：“ 钻天洞庭遍地徽”、“遍地龙游商”。
        龙游人农耕之外，借交通之便，经商乃成谋生重要手段，加之龙游社会上素不贱商，头脑活络之人多选经商之路。
       龙游有丰富的资源，这也为他们经商提供了物质条件"。龙游多山林竹木和茶漆粮油等，这些土特产品成为龙游商最重要的外贸商品。
      当时的龙游商帮，以龙游商人为主体，涵盖了周围衢州诸县的商家。龙游商帮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发轫于南宋，活跃于明中叶，至清乾隆年间为鼎盛"。宋室南迁后，建都杭州，为了方便同长江沿岸抗金前线的联系，
       官府修建了东起京城杭州，西接赣湘的官道。 这条官道在龙游和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境， 龙游商视此为大好商机，就把木材运到杭州销售。
      也有大商人到浙江外地经商致富，如龙游韦塘人朱世荣，“ 流寓常州致巨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衢江古码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府。”到了明朝，一个以龙游商人为中心，带动整个衢州地区商人们的流域性商业团体响亮登场，他们在金衢盆地崛起，逐鹿中原，远征边关，漂洋出海，以“遍地龙游” 的气势被人们称为“龙游帮”。 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 龙丘之民，往往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明天启年间，“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 如商人童巨川在嘉靖年间至宣府大同做边贸生意，“ 一往返旬月，获利必倍，岁得数万金，自是兄弟更相往来，垂20余年，遂成大贾。”至清乾隆年间童氏家族：“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
        龙游商帮不像晋商手握巨资，经营票号，在金融市场上显山露水；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鹾，声名显赫。龙游商帮的显著特点是，埋头苦干，不露声色，却在珠宝古董业中独占鳌头，又在印书刻书贩书业中从事于文化传播，还在海外贸易中插上一手，成为颇具实力的一大商帮。龙游商帮经营行业颇广，有山货、纸、刻印贩书、珠宝古董、长途贩运、农业屯垦、矿冶等。
         龙游商帮诞生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它的原生地本是江南文化的渊薮，造就了它受到较多文化的薰陶，使之具有儒商的素质，多从事于较高文化层次的印书业和珠宝业、古董业等，其性格与一般商人迥异，其特征有以下几点：
         （一）儒雅
        龙游本是姑蔑故国旧地，素有重文化的传统，诗书礼乐传家，耕读遵礼，弦歌不绝。就是出为贾也不忘读书，故首选造纸刻书籍为业。龙游新造之纸在明代已具名气。明著名刻书家余象斗文台，他刻印书籍尤注重用纸，他品评全国著名纸品有徽歙纸（青光白滑冰翼凝霜，绩溪龙须，西山观音纸），江西纸（观音莲七纸），铅山（奏本）纸等，而认为浙江衢纸尤胜，“连四纸，开化县有连三连四纸亦佳，只要白厚无粉者为妙。”“常山县有榜纸，并中夹纸奏本纸次于铅山。”龙游县溪口镇是庞大的造纸中心兼销售市场，纸商麕集。乾隆间闽商林琼茂来龙择地上塘设坊造纸，传至其孙林巨伦，已“积赀巨万”。书商童珮，名噪一时，刻书贩书大江南北，其父彦清，“最称儒雅，不寝然诺。”幼时从父贩书吴越间，“喜读书，手一帙，坐船间，日夜不辍，历岁久，流览既富，所为诗风格清越，不失古音。为他文亦工善，尤善考证书画金石彝敦之属。”王世贞称其“藏书万卷，皆其手所自校者”，是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所刻之书质量上乘，深受学者欢迎，时之名流硕儒王世贞、王穉登、归有光引之座客，并为他作序作传。他本人有《童子鸣集》、《佩萸杂录》、《九华游记》、《南狱东岱诗》、与余湘合纂《龙游县志》等。刻印过《徐侍郎集》、《文房四谱》、《杨盈川集》等。他的学问深得名儒称赞，胡应麟见其书目曰：“所胪列经史子集，皆犁然会心，令人手舞足蹈。”引为“子期”好友，王世贞更称之为“千古是知音”。龙游童氏是书香门第，业书贾者众。如童富，“为书贾，往来闽粤吴中贸迁，……为人坦夷朴茂，乐善好施，……湖海之士，多啧啧称之。”另一位书贾胡贸，承父兄书业，“往来贾书肆及士人家”，也是有名的书贾。明代大学问家唐顺之荆川谦曰：“非贸，则予事无与成”。与唐深交，胡死后唐曾赠棺以殓。龙游望族余氏也是世代营印书业，曾在江苏太仓州娄县开设书肆。“清初，龙游余氏开书肆于娄县，刊读本四书字画无伪，远近购买。”
        （二）开拓，无远不届
         龙游商人富有开拓精神，无远而不届，不怕艰难困苦，凡有利可图，就离家远走，志在四方。明代“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
        “ 贾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邻。”若韦塘朱世荣，宋代已“流寓常州致巨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郡。”童巨川在嘉靖时前往宣府大同等地边庭作边界贸易，获大利。“一往返旬月，获利必倍，岁得数万金，自是兄弟更相往来垂二十余年，遂成大贾。”还有不少龙游商人远涉重洋，至海外经商，嘉靖倭患发生时，所逮通倭奸商中就有龙游商人。据王文禄说：“今寇渠魁不过某某数人，……其他胁从大约多闽广宁绍温台龙游之人。”龙游商人这种远贾精神，舍弃了儿女情长的传统观念，也获得妻室的谅解和支持，龙游商贾妻室十分贤淑，安心操持家务，使外商者无后顾之忧。童盛川妻龚氏，“性不骄奢，躬行节俭，精修之食，洁素之衣，皆自手过，薄于自奉，……其内助之贤也，厥后子孝孙贤妇和女正，家风为一时之最。”
         （三）经营灵活、适时
         龙游商人经营珠宝古董文物，这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识别真假，评估价格，更要紧的要物色买主与卖主，而买主多为王公贵族等社会上层阶层，他们必须要与买主有交往。在销售携带过程中要冒风险，善于躲过被偷被劫的关道，为此，龙游商人还得善于适应环境，灵活应对。据明人王士性说：“龙游商贾，其户斤贾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睛类较（软）物。千金之货，只一身自赍京师，败絮、僧鞋、蒙茸、繿缕、假痈、巨疽、膏药内皆宝珠所藏，人无所知者。异哉，贾也。”
顾炎武《肇域志》亦有类似记载。这是一种善于伪装的巧妙手法。证之《桐冈童氏宗谱》，确有如王士性顾炎武所记的具体实例。如童洋，“应务接人之缜密和厚则又过焉。……其往大同宣府也，去则精金珠宝，来则盐引茶封，动有巨万之资。皆卷束于怀袖，舟车鞍马之上，萧然若贫旅，而无慢藏之诲，是以履险若夷，居积致富，俨若陶朱。性儒雅，所交游者皆士大夫。”童洋就是适时地做双程生意，灵活适应环境而致巨富。
         （四）诫信、重德、宽容
         龙游商帮受姑蔑文化的薰陶，重然诺守信用，待人诚信，注意商业道德，不为蝇头小利而失信于人。       
       龙游商人初露头角于南宋，迨至明代已蔚为大观，万历时已是“遍地龙游”的局面，分布于全国各大市场上。隆万间任职知县的万廷谦就说“龙丘之民，往往湖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晚明时龙游商人更是活跃，趋商者更众。天启时，“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而居家耕种者，仅当县之半。”至康乾间，“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这当然是估计数，不能作准确的计量分析，但总的趋势是从嘉隆万间龙游商贾已遍布四方，至康雍乾间有增无减。
        由于经商的成功，龙游商帮遂把财富返回家乡，并将外地的风尚也带回龙游，社会富庶，消费需求增长，人皆曰俗之侈靡已不可挽回。隆万时陆瓒就说：“习尚昔固号俭啬也，今则日事于侈靡。”涂杰亦云：“服饰多用纱绢，器皿多用金银，侈靡相高，已非一日。”“邑中室庐往称朴素，万历中叶渐以雕琢相高。”社会心理是羡慕奢华，愿向生活水平高的地方看齐，竞相仿效。万历间已呈“俗侈靡，尤效慕三吴之豪”趋势。生活稳定了，才有可能向苏杭侈靡的风尚仿效。从这一侧面也折射出龙游商帮给龙游带来经济的富庶和社会生活的安定。风尚趋于侈靡是当时经济社会进步的表征。
       龙游商帮与同时代其他商帮相比，它最大特色和优点乃是富于开拓精神，不畏艰险，勇敢地迈出家门，走出山区，投向广阔的天地，在闯荡市场中，逐渐地扬弃了“安土重迁”、“骨肉相附”的情结。它是明清时代最早走向西部开发的商坛劲旅。大批离开土地的农民加入商贾行列，也有大批舍儒从商之徒，他们“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蜀滇万里，视若比舍，俗有遍地龙游之谚。”
        明清时期经济最发达地区是长江三角洲（江南）和珠江三角洲一带，秦晋滇蜀西部地区相对来说较为后进，而龙游商帮不嫌西部经济不发达，生活艰苦，路途遥远，行程险阻，以豪迈气概视天涯海角若比邻，无远而不届，诚为天涯贾客。龙游商人李汝衡，携丝绸经商于蜀楚。李维桢记：“李十二汝衡者，越之龙游人也。自其父鹤汀贾江陵，迄今人与年盖两世矣。父子饶心计，趋时不失累。至汝衡而资益拓，所居积绮縠纻罽，穷四方之珍异，车免舟转毂以百数，所冠带衣履，遍楚之十五郡。而善与时低昂，人或就之贳贷无所靳。……”童巨川偕其弟盛川于嘉靖间，在“宣府大同贸易边庭，……厥后子若侄嗣其业，资利益饶。”童氏数代在宣大做边界贸易致巨富。最可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龙游商人群体挺进大西南滇省姚安等地区开发。在明清时代交通条件下，携妻带子千万里跋涉至西南决非易事，非得有数月始可抵达。驱动他们长途跋涉行动并非胸怀开发西部的公益心，而利益驱动倒是其原动力。因为在江南华南中原等地商业中竞争已不容易，施展才能的空间毕竟有限，他们获悉滇省尚有大发展的前景，所以才毅然前往，足见龙游商帮对商业信息还是灵通的。
          然而外在的条件变化并非根本，如二战过后的德、日两国仍然能于满目疮夷中复兴；温台地区的商业传统虽几经抑制却是“春风吹又生”。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归根到底靠的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底蕴。儒学氛围中崛起的龙游商帮，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准，这是与当时众多商帮的最大区别。明代与唐寅（伯虎）、文征明齐名的一代名士李维桢，即专为龙游商人李汝衡立传，题为《赠李汝衡序》；龙游商人童佩、胡贸也与一代名士王世贞、归有光等成莫逆之交。龙游商人能与这些清高自许的名士结交，若非气质相近是很难解释的。龙游商人“贾而好儒”之风可见一斑。然而文化优势能助龙游商帮成就一个个奇迹，接下来，传统文化的桎梏却注定龙游商帮走不了太远。地处南宗儒学中心的浙西地区，历代方志在记述商业和商人时，都是低调处理。浙西人从内心深处鄙视商业和商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农抑商，二是重仕轻商。在这样具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儒文化观念的支配下，龙游商人大多始终未能培植出对商业的忠心。龙游商人中从商而终的极少，多数人无论是发了家或是赔了本，最终还是叶落归根，返回到以农为本的老路上来。一些富有的商人或把精力和财产投入官场竞逐；或如龙游叶氏家族将经商所得巨资悉数投入叶氏建筑群，而很少有人去投资产业扩大再生产。而值得深思的是，同样受南宗儒学滋养的温州、金华等浙东南地区，却批判地继承了朱子理学，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区域文化——“永嘉学派”和“金华吕学”、“永康之学”等流派。文化传统决定人们的价值选择，“永嘉学派”“金华吕学”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逐利追求，又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金华等地的民间心理和区域文化传统，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遗传因子”。而衢州、龙游虽有柯山、清献、凤梧等大书院，但这些书院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也无一流名家学者，因此即便历史上因缘际会出现了龙游商帮这样大规模的商人群体，也未能与之结合，产生充满活力的重商文化，反而使浙西地区承受了太多儒家思想中庸保守文化传统的沉重负荷，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受到了限制，以至几次与经济腾飞的契机错失交臂。当前，我市要从龙游商帮的衰落中汲取经验教训，就必须进一步强化现代商业文化的氛围，以求缩小与省内发达地区的差距，并争取在同一梯度地区中占据优势。要坚持不懈地导入现代商业文化的先进观念和相关知识，在干部和群众中开展教育、培训和传播，以新观念新知识逐步取代旧观念。迫切需要强化现代市场经济观念与知识、经济全球化观念与知识、现代社会法制和经济伦理观念与知识、现代商业道德观念与知识等的教化，克服小农经济意识、封建主义残余意识和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当全社会真正形成了有利于企业家生长的社会环境、体制环境、人文环境之时，龙游商帮的复兴也就为期不远了。
      归有光《震川先生文集》卷九《送童子鸣序》，有“越中人多往来吾吴中，以鬻书为业。异时童子鸣从其先人游昆山，尚少也”一语，且据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七二《童子鸣传》，可知童子鸣本来就是“世为龙游人”.

            
          
          
             
        龙游商帮是一个庞大商业集团，其经营行业有珠宝古董文物业，造纸业，印书贩书业，米竹木茶油漆等粮食山货业，药材业，丝绸棉布业，屯垦业，海外贸易等。珠宝业就涉及海外贸易，因为经营珠宝，一必须有较高文化知识，有鉴赏的能力;二需有较多的资金投人;三需有交际能力，与上层社会有密切联系。上述三点非一般商人所能胜任，龙游商人能跻身于此，表明他们的自身素养。此外，贩运珠宝文物还须有防身、保护安全的能力，正如王士性所说:“龙游善贾，其所贾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眼类较(软)物。千金之货，只一身自赍京师，败絮、僧鞋、蒙茸、槛楼、假痈、巨疽、膏药内皆金珠所藏，人无知者。异哉!贾也。”童纶就是桐冈童氏家族中的一位成功的珠宝商。“公讳纶，字谷泉，幼有大志，异于群儿。……早岁随父之京都，抵宣府，挟宝货过关津，往来无失者盖二十余年。”童巨川更是一位大珠宝商，“嘉靖初，与弟随舅氏同往都城市珠及珍宝，宣府大同贸易边庭。……往返旬月获利必倍，岁得数万金，自是兄濲弟价更相往来垂二十余年，遂成大贾。治产营室恢宏先绪盖十倍之，厥后子若侄嗣其业，资利益饶。”其弟“字盛川，身言信行如其兄，而应务接人之填密和厚则又过焉。……一其往大同宣府也，去则精金珠玉，来则盐引茶封，动有巨万之资，皆卷束于怀袖舟车鞍马之上，萧然若贫旅而无慢藏之海，是以履险若夷居，积致富俨若陶朱，性儒雅，所交游者皆士大夫。弘治已酉年(1489)八月廿六日酉时生，嘉靖丙辰年(1556)七月二十二日末时终，寿六十有六。”从童勘川的经商实例来看，他是一位经商能手，不但善于盖藏而不露富，历险而居安，有儒者风，善交儒生士大夫者流，且善于经营，兼做双程生意(珠宝、盐茶)，待人接物，填密和厚，是个大边贸珠宝盐茶商，累资“巨万”。桐冈童氏家族如盛川的大富商为数不少，该宗谱多有详细记载。而他们的成功多得益于有文化教养和儒学的涵养，为明清颇具儒者风的良商善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