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文）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常会有这样的追问——我们的根在哪里?我是从哪里来的?这种时候大家都会先去看看自己的籍贯，但籍贯一般只能追溯较近的时间，想探寻祖先到底从何而来、祖先是谁，就需要查家谱了。但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许多家谱追溯到源头会发现祖先都是了不得的帝王将相、哲人先贤，这样的家谱真的可信吗?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古代的普通人大概都已经断子绝孙了。
想探知家谱记载是否可信，我们就要从修家谱的目的出发来思考。为什么要修家谱?一般来说，世家大族会通过修家谱的方式彰显自己家族兴旺发达、源远流长，进而告慰祖宗，使其知晓后人地位显赫。所以后人在修家谱时，总会倾向于寻找当时有影响力，堪为典范的始祖。如果始祖确实只是一介布衣，那么修家谱时就要说他当年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地开创基业，才能够有后人的今天。
而在追溯祖先时，不可避免地要证明从第一代人到目前这一代人的迁移过程。比如我曾在广西遇到一位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老人，声称自己是汉人的后代，那么汉人的后代怎么会定居在这里呢?他自然要留下一个故事:宋朝时狄青南下征蛮，立功回朝后，手下有的军官就此留下。这样一来就把自己的祖先跟中原联系起来了，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法证明自己和“中原祖先”的关系。而最初迁居至家族本地的祖先，家族中称之为“始迁祖”。
家谱中另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就是论资排辈，否则就会发生辈分混乱。为了确定辈分，以前同家族的同辈人的姓名往往要有一个固定的字，方便家族内人员辨认自己与他人间的辈分关系。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说第一代人的长子和幼子间年龄相差还有限，那么几代人以后，这个差距越来越大，就无法通过年龄来确定辈分。以前有句话叫“摇篮里的太公”--摇篮里的小孩其实是你的太公，如果只看年龄而叫错了辈分，那麻烦就大了。因此修家谱时往往要规定好每个辈分中的固定字。一些自古流传下来的大家族，比如孔家、孟家、曾家、颜家在很早以前就确定好了后代各辈的名字。有些家族的固定字比较简单，比如明朝俞大猷所在的绍兴俞家就是十个字一循环，到了近代又涌现出俞大维、俞大绂、俞大纲、俞大纲等大字辈的名人。
一般来说，家族本地的始迁祖的身份较为可信，因为其上溯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但若继续往上追溯就未必可信了，常会出现后人攀附祖先的现象。以湖广填四川为例，各家谱中记载的始迁祖一般比较可靠，因为入川后的家族流变是有迹可循的。不过继续追溯入川前的祖先往往就不是很可靠了。还有些家谱在修纂时存在着特殊目的，比如改变民族成分以得到汉族的认同。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南方少数民族的家族，在获取一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如中举做官后，就开始修家谱了。这一类少数民族在修家谱时，经常会攀附到中原的某个大家族或历史上的某个名人。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自己的祖先名声不好，就会在修家谱时与其隔断关系。宋朝之后许多秦姓家族明明是秦桧的后代，但都不承认，而将自己攀附为文人秦观的后代。上述这些情况属于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当我们做研究涉及具体史实的时候就要清晰地认识到，古人修家谱时为了种种目的，往往会编造一段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迁移过程。
如果和“祖先”不同姓的话，同样有编造附会的办法。比如在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现在有些家族自称是司马迁的后代。根据我的初步分析，他们实际上是羌族而并非汉族。他们攀附到司马迁这一脉是依据这样一个故事:晋朝皇室司马氏就是司马迁的后人，晋朝灭亡后为了避免遭到迫害而改名换姓。这个故事根本不合逻辑，司马氏的灭亡是由南朝的刘裕一手主导的，并不会影响到关中的司马家支脉，即便真是如此，等到刘宋灭亡后也完全可以恢复司马姓。实际上，南北朝时期有很多东晋的宗室成员逃到北方避难，甚至在北魏位极人臣、分封爵位，根本不需要改名换姓，因此这类故事很难经得起推敲。还有些家族会去附会一些民间传说，目的就是即便不同姓，也要通过编故事的方式攀上血缘关系。总而言之，在研究移民问题时如果要真正找到移民者的根源所在，不能简单地根据家谱记录就予以认定。
不可否认，全国很多地方都会有当地民众所认同的一个祖宗源头，最有名的便是南雄珠玑巷、麻城孝感乡、洪洞大槐树、江西瓦屑坝、苏州阊门外、山东枣林庄等。
很多广东人都会自称祖上是南雄珠玑巷的移民，甚至还为此成立了珠玑巷后裔联谊会。其实关于珠玑巷移民的传说在很多细节方面都有夸大之嫌。首先，南雄移民人口众多，不可能全部来自珠玑巷。其次，珠玑巷后人自称当年巷里有一位胡姓女子，是南宋皇帝的妃嫔，后来全巷人害怕贾似道株连迫害而集体迁离，即所谓“胡妃之乱”。再就是，很多人自称祖上在唐朝任官，但官职名称、相关的地名，根本无法在唐朝史料中找到对应，综合来看整个故事也是经不起推敲的。那这类事情该如何理解呢，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四川麻城孝感乡的移民故事的确比较符合史实，但是当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不可能只源自孝感乡。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移民都是一种普遍运动，迁出地不会局限于一个小地方。与之类似的还有北方很多人都自称来自洪洞大槐树，实际上研究下来会发现，当时山西各地的移民非常普遍，并非只有洪洞一地，更不会都集中在大槐树。后来有人解释说洪洞大槐树是一个集散地，移民在此集合后迁往他处。这种说法同样不合逻辑，按道理来说，山西大同的移民直接迁往华北一带会更近，他们又为何要跟随洪洞移民先往更南的地区呢?更何况很多山西人原本就在靠近河南的一侧，又有什么必要先前往大槐树去会合呢?与之类似的还有许多苏北人自称是苏州移民的后代，特别强调是来自苏州阊门外。实际根据调查来自苏州的移民只占了一小部分，更多的是来自江苏各地。江西瓦屑坝、山东枣林庄的移民情况也大抵如此。
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移民对认祖归宗的执着?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从众心理。早期移民大多是贫苦百姓，文化水平有限，所以他们保留的记忆很简单，往往没有具体的地点和时间，只知道是从一个大体的方向迁居过来。等到他们在他乡安居乐业，准备修家谱时，却发现找不到自己的祖先所在地了，这时如果乡里邻居都说自己来自洪洞大槐树，那便也默认自己来自大槐树了。即使有人记得自己的祖先所在地，为了融入大家便也跟着改口了。正是在这样一种从众心理的驱使下，很多标志性地点就成为移民之根。与其说这些地方是具体的地名，还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这些移民对故乡，对祖先的认同、怀念与崇敬的情感。
为了美化这样的迁移，很多家谱会写上“奉旨迁移”或“奉旨分丁”，即遵从皇命所进行的移民。实际在帝制时代，皇帝或朝廷根本不可能就具体的移民颁诏书发命令。总而言之，我们要明白家谱中所记载的祖宗源头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迁出地，而是反映了移民后代的文化心理以及自我认同。
(杭州小童荐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