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秋的一个清晨，我在银川家中翻阅着案头上的旧时资料。童琮——这个颇为传神的名字再一次吸引了我。先前只知，江苏人童琮是晚清民国时期一个办教育的，曾于1906年在镇江“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回族新式教育机构——穆源学堂”。
有关他的资料少得可怜，回族史中只言片语的记载，加之那时名家学人巨大光芒的掩盖，很容易让人忽略掉他曾经的存在。我却固执地以为，教育家童琮身后必然留有诸多耐人寻味的过往，而史书上那短短的几行记述，又显得过于零星与浅显。
那天清晨的阅读，导致情绪过于激烈地冲撞着我的内心，问学求知的欲望，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地迫使我带着几分好奇前去追寻。这是一个立即的行为，全凭直觉。
午后，我独自一人穿行在镇江市的宝盖路上。
宝盖路是一条长长的街巷，道路两旁密集的梧桐树硕大的树冠形成了一片巨大的绿茵，严严实实地铺满了整个街道。楼房不高，商铺林立，如织的行人神色间，流淌着悠闲的气息，偶尔间不知何处传来一两声尖利的叫卖声。偌大一个街道上，仅有的几家回民小吃店，清真、回族、色俩目之类的字样就悬挂在商铺的招牌上，仿佛在顽强表示着镇江的穆斯林元素。镇江的殷实与富足，仿佛就掩藏在这一片不动声色之中。
距此105年前，童琮正是在宝盖路上开始实践起他的办学理想。宝盖路上的穆源民族学校，其前身便是童琮于1906年开办的穆源学堂。
时隔一百年后的寻找，使我这个求学者还能看到什么呢？这个生于1864年，卒于1923年的镇江回族人，还会带给我怎样由衷的感动呢？
二
感谢主。
偶遇老金和老童两位先生，使我收获，并得我原本仓促贸然的镇江之行不再迷茫。
那是个主麻日的上午，我在宝盖路一头扎进了青砖黛瓦、曲巷纵横的杨家门社区。杨家门是一处城中村，属于老社区，有回族、满族、达斡尔族、高山族、蒙古族等多个少数民族200多户人家，是一处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小巷里，头戴礼拜帽的老金迎面走来了，我兴奋地冲他道出一句色俩目，我们的双手就这样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得知我这个汉人弟兄是为童琮而来，老金开心地邀我去镇江清真西大寺参观。寺院建筑古典，粗看门楣看不出多大门道，曲折迂回进得正殿后，才识得这座古寺的稳重古朴。寺院的墙壁上，仍旧镶嵌着过去的壁字——“学院”。仔细分辨，那落款是民国十年。
我问老金：“这两字应与童琮有关吧？”
老金呵呵笑着：“童琮幼年时，就成长在这里。那时候，金家人就生活在清真寺的边上。学院二字，正是童琮的手书，当年他在清真寺里向人们宣传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这个已逾花甲之龄的老金不一般，江苏一所高校的离休教师，我国著名机器人专家谈大龙便是他妻兄。离休后，老金从南京执意返回到镇江老家，专心服务于杨家门社区公益。他与妻兄的童年以及求学生涯，也都是在童琮所办的穆源学堂开始的。
在老金绘声绘色的讲述中，那个史所不载的童琮，那个日渐久远的童琮，逐渐在我的眼前生动鲜活了起来——
清朝末期，镇江的烟雨小巷里，走出了一个回族的秀才童琮。童琮的父亲，是一个开明的小商人，少年时代的童琮在父亲的影响下，心胸开阔，读书只求经世致用，他推崇康有为，敬重梁启超。甲午海战失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跨过大洋的阻隔，前去学习日本人的发展之路，谋求救国良方。已过而立之年的童琮，抛家舍业，依然背起行囊，踏上了前往日本留学的行程。
一次远行海外的留学旅程，如果没有了对于时代与国家的思考，那么它至多是一场体力上的拼搏。老金介绍说：“在日本的几年间期间，童琮加入了同盟会，是回族早期的同盟会员，他目睹着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立志要走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
1905年的冬天，40岁的童琮从日本回到祖国，开始在江苏镇江筹备办理新式教育。江苏镇江，这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名城，早在西周时期，就属于王侯的封地，从古至今，也一直都是名副其实的区域政治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
童琮要办学，却没有钱，但他认为自己已经等待不起。童琮甚至已经为学校寻好了地皮，起好了名字，但他所忧愁的确是资金的匮乏。尽管如此，童琮仍旧踌躇满志，胸中激情澎湃。
三
童琮决定借钱办学。
童琮没有钱，但他有的是人缘。朋友金某，是镇江著名的商人，经过几代经营，颇为显赫。童琮对朋友讲述自己借钱的目的，岂料富商朋友听完哈哈大笑。觉得此事甚是无趣，有钱也不借给童琮。
遭到婉拒的童琮，心中不免惆怅万千，但也只好陪着笑，闷闷不乐地离开了。
这时候，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就在童琮离开金家之后，金某桌子上放着的一张面值两百两的银票却不翼而飞。金某家大业大，家教严厉，管理有章，自信地认为，家中不可能有坚守自盗的事情在自己家中发生，于是刚刚来过、并急用钱的童琮成为了最大的嫌疑。
金某想到这里，决定不打算深究此事。但他突然又想到，自己的儿子正寄在童琮家中求学，于是就想，若真是童琮偷走了自己的银票，那简直是师德沦丧，这样的老师怎么能教育好自己的儿子呢？
第二天上午，金某前去拜访童琮。两人寒暄一番后，金某便问：“昨日家中丢失两百两银票一张，可是童兄不慎携走！”
童琮听完，先是一愣，继而起身作揖赔笑：“是我拿了你家的银票，只因我本人的确有急用，且十万火急，于是就顺手带走了。不过，我会很快还给你的！”
金某听完，带着自己的儿子，甩门而去。大有与童琮划清界限、老死不相往来的气概。
半个月后的一天，金某家的账房先生在桌下的废纸篓里，竟无意中发现了那张先前不翼而飞的银票。得知银票失而复得，金某大惊失色！
悔恨交加的金某，不愿就此失去童琮这样一位好朋友，但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童琮压根就没有拿自己的银票，可为什么还会坦然地承认这次“偷窃”行为呢？
金某前往童家负荆请罪。说明来意后，童琮豁然一笑。“你我故交好友，既然你将银票丢失一事打问到了我的跟前，我就索性承认是自己偷了吧。”童琮说。金恒仁此时已是十分尴尬和不安。童琮接着又说：“你家大业大，家中人员杂多，银票意外丢失，又一时找不到下落，肯定会引起相互之间的猜疑，这样一来，家中人员间难免会出现间隙，影响和睦，或迟或早会生出事端。”
听完童琮的话，金某震撼了，他的心绪久久不能平复。几天后，金某为童琮无偿捐助了办学所需一切经费。
在富商朋友的帮助下，童琮与杨白山、杨公崖、金恒仁一起，于1906年在镇江共同集资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回族新式教育机构——穆源学堂，之后又在剪子巷创办了全国第二所伊斯兰教育机构——自珍学校。两所学堂所收学生打破回汉界限，不问出处，扶持贫困生，甚至减免一切学费。
四
童琮兴致勃勃。
他在办学的同时，又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不断发力。在金杨两姓镇江回族朋友的仗义襄助下，童琮又发起创办了东亚穆民教育总会，1907年又更名为东亚清真教育总会。
童琮放出豪言：“盖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也”，其具体理想是：“集合教门之精粹，立一教育之标准，劝各处同教设立分会，则而效之，务使教门聚落之区皆有学堂，凡教中子弟俱入学受业。其间附编辑一部，凡诸学科，精选纂述，以供学堂需要；并辑时事及关于宗教诸说，随时刊发，以为同教开通慧识一助”。
童琮的东亚清真教育总会成立后，镇江、南京附近各县回族纷纷成立了分会。创办之初，童琮等人就明确提出这个团体的宗旨：普及民族教育。从而，童琮获得了回族知识分子以及巨商的支持。童琮在《说团》一文中就竭力呼吁回民团结起来，“用御外侮”，“吾回苟有心挽救世局，盍先研究名义，求称其实，专其心，专其力，以成其团乎!”
东亚清真教育总会的成立，对于整个回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当年的回族知识分子群体是这样看待这个团体的：“这是中国千百余年有回教以来所绝无仅有之事。”
当代著名学者冯金源先生有言：童琮所办清真教育总会，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第一个“为全国之同教提倡公益”的组织，推动了穆斯林教育的发展；更为著名的留东清真教育会也是在其影响下成立的，并对以后各地的回族与伊斯兰社团的兴起，起到了带动性的作用。
五
老童，是我遇到的第二个镇江回族人。
他是童琮的宗亲后裔，已是古稀之年的他显得出奇地健硕和年轻，说起话来抑扬顿挫，满含感情。他说，当年14省36名留学日本的回族学子，与童琮是师生之关系。童琮在国内兴办新式教育和东亚清真教育总会时，这36名留学日本的回族青年，都在大洋彼岸遥遥呼应着他。
老童的说法并不离谱。
早些时候，我便在许多的资料中读到：“在童琮所办东亚清真教育总会的影响下，36名留学日本的14省回族学生，1907年6月集会东京，发起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与宗教改良……他们意识到了吾国抱残守缺者如故的差距，认识到了改良宗教和发展教育对于回族进步国家发展的意义”。
留东清真教育会，是江苏、广西、广东、云南、四川、湖南、河南、陕西、山东、直隶、安徽、奉天14省36名留学日本的回族青年创办的海外社团。这群学子中，就有日后声名显赫的保廷梁、黄镇磐、赵钟奇等人。
1908年，留东清真教育会在东京出版了回族近代历史上第一份具有进步思想的刊物《醒回篇》。《醒回篇》仅仅出版了一期，但其产生的意义却是久远而重大的。近代回族先进知识分子阶层掀起的思潮，导致了近代回族政治、文化、宗教团体的蓬勃兴起，而近代回族各种社团的出现，又是回族觉醒、凝聚力增强的重要体现。
《醒回篇》中流露着童琮与36名青年学子的密切往来。《醒回篇》全册5万多字，论文15篇，其中国内来稿中就有童琮寄去的文章。
《 醒回篇》是一部回族知识青年赤诚的爱国宣言。他们以犀利的文笔，积极进步的主张，“吹响了近代回民思想文化的号角”。身处那样的时代，远在海外的他们，时刻不敢忘记祖国的未来、民族的未来，他们为国为家而奔走、呼告。
事实证明，回族以更大的热情关注于国家的兴亡，而那当年的36名回族青年，则用各自的一生践行了他们的呐喊。
当后世的学者，连篇累牍地发表着关于《醒回篇》的论述文章，讲述着36名青年的留东清真会时，影响并激发过他们的学长童琮、师长童琮，却沉沉地躲在了历史的角落里，满布尘埃。
六
童琮身材修长，温和谦逊，文文弱弱，甚至视力低下，惟有开口讲话时，声如洪钟，音节铿锵，引人垂注。
因为是童琮后人的缘故，因而老童在少年时听爷爷讲过一些关于童琮的零散传说。
镇江市区的剪辫子巷，原本不叫剪辫子巷，但其得名却与童琮有关。1907年，童琮在这里设立第二所学校“自珍小学”后，回汉各族学生前来就读，慢慢地人们都识得了这巷子里又位剪掉辫子的去过日本的“童大先生”。辛亥革命爆发后，“童大先生”亲自拎着剪刀，为学生们剪掉了脑袋后面拖着的长辫子，再后来学生们就索性称呼这里是剪辫子巷。
身为文人的童琮，又是侠肝义胆的童琮。1910年，朝鲜被日本军队占领后，大批爱国人士来到上海。1919年4月11日，朝鲜抗日领袖金九等人在上海租借组织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而镇江却成为了他们重要的活动基地。
金九，这位被后人誉为“韩国国父”的人，曾与童琮在镇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金九等人在上海活动时，孙中山就电告上海大佬杜月笙，让其帮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疏通租借关系。而金九正是在流亡的过程中，与童琮相识的。
童琮邀请金九等人住进了穆源学堂，他们一起朝夕相处，畅谈时局和未来。童琮把自己的助手杨公崖介绍给了金九先生，并对金九先生说过，“若逢危局，可来穆源学堂暂避一时。”
1923年，童琮因为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两年后，上海发生了“五卅运动”，金九率领韩国爱国人士安东晚、朴秉疆等人来到镇江，他们在穆源学堂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1935年11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又化整为零转移到了镇江，此时的穆源学堂仍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韩国国父”金九先生，在穆源学堂发表了“朝鲜亡国之惨状”的演讲。从这时起，直到1938年元月，穆源学堂成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重要活动基地。
我来到穆源民族学校边上的穆源学堂旧址时，却发现操场上的那片绿树花卉间，矗立着一块新立的碑文。碑文是用中韩两种文字书写而成的——《镇江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活动基地》。碑文详细记述了穆源学堂以及镇江接纳金九等人的详细过程。
通过粗略的概述短文，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童琮以及他所领导下的穆源，以及其主张、境界与理想。
童琮当年极力主张亲善的金九先生，其一生为建立一个统一的、自由独立的韩国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49年6月26日，金九与金日成准备实现朝鲜半岛谈判时，却遭到了李承晚一派下级军官的暗杀。金九陨落后，李承晚得势，致使朝鲜半岛的命运发生了拐点，但韩国民众却尊金九先生为韩国国父。
我在想，若不是这样的结局，那么金九先生与童琮的穆源学堂，是不是又会生出一段更为有趣儿的异国传唱呢？
七
时光缓缓流过，不知不觉间，穆源学堂整整105岁了。
这所中国回族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仍以穆源民族学校的名称，延续着自己不同时代的担当。
童琮先生的个人作为，并不仅体现在他是这所百年学校的缔造者和奠基人。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发动了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这时，以童琮为代表的大批回族知识分子也积极地投身于当时的社会变革中去，这便是他与那个时代的鲜明背景。
继童琮于1906年开办穆源学堂之后，中国回族创办的一大批新式学堂纷纷涌现了出来——
安铭在北京创办了宛平民立初级小学；
马邻翼在湖南邵阳创办了清真偕进小学；
王宽在北京创立的回文师范学堂和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
马六舟在齐齐哈尔创办清真小学；
张子岐在营口创办的清真学校；
杨金庚劝导回、汉士在宁夏海原县绅创办“汉回初等小学堂”；
……
截至“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全国各地兴办的回民学校已经有六七百处，其中中等学校将近10处。这些新式学校，在回族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史上都具有着深远的意义。
童琮，这个站立在历史拐点上的回族人，用他自己的一生，缩影了那个时代那群人。
其实，我所庆幸偶遇的镇江人老金、老童两位先生，也无法提供更多有关童琮的讯息给我。尽管他们告诉我，童琮的穆源曾经培养过出版家、教育家、科学家、机器人专家……
童琮的一生只有59岁，这场匆忙的行旅中，他因办学而导致贫病交加，生活上向来简朴的他，却从来没有慢待过自己的学生。他将友人所赠财物，无私地用于教育经费中。
早在留学日本之前，他还曾在镇江办过姜园学塾，之后又在民国时期创办过《益我报》，用以宣传鼓吹回族教育主张，抨击时弊，不幸先后两次遭受查封，而他所写的文章中，留世的仅有《说团》、《原课》两篇。
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个镇江回回人甚至吝啬地让我们找不见他的相片，寻不到他更多的著述，看不见他个人的小传，以至于历史的编纂者也因此难以下笔。由此，中国回族第一所新式教育、第一个社会团体的缔造者，被我们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
离开镇江渐行渐远的路上，我所想到的仍是童琮——这位不见史乘的民国教育家。而正是这个人，用自己看似平淡的一生经历告诉了我们，不论白天黑夜，星辰永远闪烁，只是我们凡人的眼睛，有时会看不见罢了。
附：童琮（回族)
近日(2014年11月17日），中国回民现代教育历史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纪念民族教育先驱童琮诞辰150周年座谈会在镇召开。来自全国的7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我市山巷清真寺阿訇、中国回族学会理事薛龙和先生在研究童琮的过程中，发现了他的汇编作品《彊园课蒙草》，这是一本非常神奇的作品，它是朱自清的写作辅导书，是清代废除科举改考策论后众多秀才考前的必读教材，是童氏家族和学堂学子的必读教材，也是我市穆源民族学校的前身穆源学堂高年级学生的最早教材。
童琮参与穆源学堂的创建
童琮，字印琮，号雪彊，又号雪村，回族。
1864年，童琮出生于镇江，祖业为镇江知名清真五云斋茶食店，作为独子，童琮的父亲屡次想让他接管祖业，但童琮志在普及教育。童琮一生以兴办教育为己任，他曾留学日本，中过秀才，办过学塾，参与了我国第一所回民新式教育机构——穆源学堂的教务管理和教学活动。
在宣统元年(1909年)重修的《古润世耕堂金氏宗谱》卷一中有署名“姻世愚弟童琮”撰写的“恒仁公传略”：“公讳恒仁，字聘三……乙巳冬，里中诸君子议新学，公担任开办费独多，然苦无校址。有祖遗地亩许，坐落大围坊杨家门，为卖花佣董某鸠占。公从兄石声，讼之官，累年，案未结。石声语公曰：‘盍捐此地与学?’公欣然诺。……倡议，佃款四千五百银圆，不足，则商之中表杨君心斋、白山昆季，分佃银千五百圆，而校舍以成，今穆源二等学堂即其地也。……里中遂公举公为穆源、志成两校总经理……”
这段童琮撰写的传略详细介绍了穆源学堂的创建时问、地点和主要创办人。私立穆源二等学堂的创办时间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创始人主要是金恒仁和杨心斋、杨白山，地点是位于大围坊杨家门金家的一块祖遗地产(即如今的润州区文化馆所在地)。
当时作为金恒仁妻弟的童琮，是一个留过洋的秀才，有办学经验，因而深得器重，被聘来参与学堂的创建，并委以“教务总管”的头衔。
在这期间，童琮将自己编著的《彊园课蒙草》作为穆源学堂高级部学员的教材，并亲自授课。
童琮留日回国后
中过秀才开办学塾
“从现有资料分析，童琮留学日本时间约在光绪八年（1882年）到光绪十年（1884年）。留日期间，他广交四海志士，并结识了一批回族爱国青年才俊。回国后，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前后在位于城西礼拜寺巷前后三进四厢私宅内（即今清真寺街中断）始创‘彊园学塾’，开馆授徒，宣传‘兴学救国、兴学救教’的进步主张。”薛龙和表示，根据《彊园课蒙草》初编序言中的内容介绍，可以得知，他留日回国后，中过秀才才开办学塾，又编写了《彊园课蒙草》。
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吴保龄在为《彊园课蒙草》初编所写序文中，对童琮的学历有所简介：“丙戌(1886年)岁试，(童琮)与余从弟菊人寿龄同受知于长沙王祭酒先谦，其从兄在兹(童)镕又与余从弟友芝恒龄同岁举茂才。荫乔从兄述，曾尤与之莫逆。”“辛卯(1891年)、癸巳(1893年)、丁酉(1897年)、壬寅(1902年)，乡闱叠膺鹗荐。”也就是说，童琮在1886年就中了秀才，而后和友人一起结伴投学在长沙王祭酒先谦门下。此后在岁试中获第一，晋为“廪生”，每年享有官府廪米津贴，并拥有了“优先举荐童生入试”的资格。
同时，《彊园课蒙草》光绪二十九年蔡源深序文也印证了此事：“庚寅(1890年)、辛卯(1891年)，犹子钟骅辈随宦武林，间以课作邮寄部门示余。询问所从师，知为邑廪生童雪彊上舍。”其中“廪生”即是秀才的第一名。
在中秀才后不久，童琮就在城西礼拜寺巷前后三进四厢私宅内(即今清真寺街中断)，用前两进两厢创办了“彊园学塾”，开馆授徒。学塾塾规严格，教学有方，周边很多人慕名而来。但遗憾的是，童琮之后屡考进士不中。
废科举改策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朝政府废八股，改试策论。“初学从事，更苦无门径可入”，科举变革让很多应试学子不知道该如何适应新的考试制度，也没有相应的教材。为了满足学生的应试要求，童琮整理自己的教学笔记，利用自己深厚的古文知识和敏锐的思辨才智开始研究策论科考大纲，编著《彊园课蒙草》。
湖北江夏知府徐兆英在阅读《彊园课蒙草》草稿后欣然写道：“下爱其理法清真，词有爽朗，俾初学读之，如耳提，如面命，故宜不胫而走，家置一编。己由初编而扩充之为二编，行见初阐发乎义理者，次则驱遣乎经籍，终且驰骋乎才气，日新月异，以驯至文章之大观，岂不盛哉?”
吴保龄则认为，《彊园课蒙草》中的文章虽无“鸿篇巨制”，“然即小见大，语必爽，气必盛，笔必健，章法必密，魄力必厚，神韵必永，包泽必腴。尺幅中具有千里之概。洵先正之典型，后学之律梁也”。
薛龙和告诉记者，《彊园课蒙草》共有三编。初、二编刊印后，对学童应试作用很大，“神奇的是，这个教材出来之后，凡是看过教材的人大部分都考中了秀才”。教材受到很多学界朋友的推崇，《彊园课蒙草》迅速成为各地学童应试的法宝，上海、河南、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北京等地，先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宣统二年(1910年)、民国四年(1915年)、民国丙辰年(1916年)，多次由同文社、世界社、上海铸记书局、上海链石书局等再版翻印，并于民国元年被上海中华高等小学选为国文教科书。该套教材共计八册，《彊园课蒙草》初编、二编、三编为其中的第一、第二、第三册，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从民国元年(1912年)正月初版到民国二年(1913年)三月短短十四个月内，就再版了十七次，可见这个教材的受欢迎程度。
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裴伟表示，他还曾看到有错别字的版本，这说明这套教材应该还被盗版过，由此可见其影响力。
金之愚的母亲是童琮的孙女。金之愚说，他虽然对曾外祖父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对他的学识非常敬仰，《彊园课蒙草》家中孩子都要学，而且自己的两个舅舅的英语全是童琮教授的。1962年他在盐城教书的时候还在路边书摊买到了全套三编的《彊园课蒙草》，可惜于“文革”期间被毁。
《彊园课蒙草》共三编。初编有《序》6篇、《策论》26首，二编有序文2篇、《策论》32篇。“前两编是用来教授如何作策论，第三编则体现出了童琮的高瞻远瞩。第三编为科学技术篇，里面告诉了人们简单的科学知识，天空为什么会下雨、地球是圆的、电话、轮船、电报、火车分别是怎么工作。这在二十世纪初期是非常先进的。”裴伟先生表示。
另附：
(童海根推荐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