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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门塘，今为上海市嘉定区钱门塘镇，地处嘉定西北部。
钱门塘南宋时置税务，故时为大镇。明清时因灾荒、战乱，人口衰少，渐为小乡。康熙十年遇大旱，设粥厂于钱门塘赈济饥民，故称“钱门塘厂”。清宣统二年，人口不满五万不得称镇，故称“钱门塘乡”。钱门塘地势低洼，旧时水旱濒发，常平粜粮棉赈济饥民，民风喜助公益。乡虽小，文风也曾称盛，有硕彦楚翘出其间。清乾嘉间有父子、祖孙并以州县试冠军入泮。嘉道以后，曾一门多人举进士。光绪年间县试，屡有名列前茅者;院试多人获售。癸卯新学(1903年)以后，因西风东渐，地近沪渎，有俊彦之士留学扶桑，乡里文人除仍热爱中华之传统文献，赋诗作文外，尝试新学，并有著述，其中地理、算术曾名于世。教书育人也向为钱门塘之传统。
钱门塘原本无志，乾隆年间乡人徐虹坡先生撰有钱门塘《市记》一卷。道光初年，本志作者童世高之伯祖童道生荟辑镇志未成。太平天国战后，童世高父童以谦偶于灰烬中拾得残本，嘱童门诸人誊抄收藏。在此基础上，童世高于光绪宣统年间开始着手《钱门塘乡志》的编纂。他访求父老，收集文献，参酌增订，浩繁数易，终于民国元年(1912年)秋脱稿，并于民国10年冬重新补校，用钢板刻印传世。
童世高，字凌苍，一字辛才，光绪二十五年科诸生。曾寓居上海，后归钱门塘讲学，热心公益，博学能文，其青年时在家乡就颇有声望。辛亥革命后，潜心地理、算术等新兴科学，上海各校争相延聘，受他之教者不下千人。在乡期间，曾参与建立乡公所、水龙阁、国民小学校，并担任乡立初等学校校董、校长、乡董。民国元年当选江苏省议会议员。著有《小学地理教科书》(上海昌明书局刊行)、诗文《静逸轩记》等等。
童世家门多才俊。童世高父亲童以谦为乡里士绅，关心公益，曾募修小钱门塘、西黄泾、杨钱泾诸桥，组织开办钱门塘蒙学堂，任学董、校长。光绪年间筹备本乡自治选举事宜，被举为西乡各区劝学员，著有《自得居诗文稿》。童以谦有四子，除次子世高，另有长子世亮、三子世京、四子世亨。其中童世亨(1883~1975)著述最丰，年轻时入读南洋公学，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回国后被赐予工科进士出身。随朱正元测绘山东、直隶、奉天三省沿海地图，精研地理，后任上海务本女塾、龙门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理教员。筹办南京第一工业学校，任工业学校校长、南京电灯厂厂长。民国3年在上海创设中外舆图局，民国8年与黄炎培共创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著有《中国形势一览图》、《世界形势一览图》、《企业回忆录》、《中华民国新区域图》、《七省沿海形势图》、《中华民国分道新图》、《长江沿岸形胜图》、《中国指掌图》、《测绘教科书》、《游戏算数》等图书。童世高生卒无考，可据其弟生年知其大致出生年份。
《钱门塘乡志》是童世高个人编纂，其记事，以清康熙年间赈灾设厂，即钱门塘厂区域为记事范围。上限少数向上追溯，一般为康熙年间;下限为民国元年(1912年)，部分事物民国10年补校时有增益。志为类目体，共分列乡域、水利、营建、名迹、自治、学校、选举、人物、艺文、杂录10大门类，共12卷，另首一卷其中人物、艺文各为2卷。
乡里小志非官修志书，私人纂录，体例灵活。但总体而言，《钱门塘乡志》大纲小目罗列有序、排列井然，取例合理。全志开始发凡起例外，有关门目需要说明之事，编纂中的处理方法，时在门目叙事初述之。如卷三营建志·津梁:“始建无考者只载重修年份，修建年份并失考者，只载坐落。”此类说明志中不在少数。方志横分门类，纵述史实，门目之间“鸡犬不相闻”，事物之间的关连往往受之束缚而受影响。编纂者在行文中注意到相关内容的钩连。比如地名钩连艺文，河塘水利辑录咏景咏事之诗文，田亩与土地争端连带田赋地丁，部分解决了方志“独立栏界”的不足。内容布局方面，纂者为了避免重复，采取“详略互见”的记事手法，如卷三营建志，建筑·水龙阁记述中有“详见学校志·校舍记中”，避免一事一物两处同时记述。其材料出处往往也随文告之，如口碑材料即称某某人曰，文献材料即随文交代出于何文。这部乡里小志，也有其灵活的地方。譬如方志强调“述而不作”，但《钱门塘乡志》也偶而述而有作。如在卷二水道中，对浚河修水利，包括节约赛社之钱物用之水利，疏浚河道上区与下区出资出力如何分配，如何受益，如何协调，历代水道兴修存在的问题，都发表了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并对陋政予以批判，这在官修志书中往往难以做到。方志行文讲究准确平实，《钱门塘乡志》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然其行文中有不少的描述性语言，极为生动形象，如“仓差人等，每年向图中人责令举保办粮，如狼如虎。”这些灵活之处正是乡里小志有别于官修的州府县志，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钱门塘乡志》内容丰富，许多内容具有很高的价值。如卷二水利志内中附有条论，论述了夫束与水利兴修的关系，征粮与粮差的关系，如何减轻农民负担等等。这些，今天仍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卷十一灾祥轶事中，朱曰佩《水灾续记》记载了道光三年夏秋水灾后，为赈济灾民，“廉访林公则徐汇议，特将刘河小浚”，“寓赈恤之意于疏凿之役”。也甚有史料价值。当然，该志编纂时代主要是光绪、宣统年间，民国初虽有补订，但难免有封建时代烙印，部分类目有封建伦理、封建迷信之内容，如耆德、节义、列女，“妇女以节为重，烈女不事二夫，与忠臣不事二君一也。”如“阴兵过境”等等。此外把民间艺术“花鼓戏”称为“淫歌丑态为祸尤烈”，称为“害民之事”也是失之偏颇的。尤其是志中用大量篇幅攻击太平天国革命，把太平天国革命称为“洪杨乱”，太平军称作“发逆”更是错误的，尤其是民国10年补校时未能修订实在令人遗憾。当然，我们今天整理旧志是为了古为今用，了解历史，了解乡情，从大处而言，《钱门塘乡志》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因之也无须用今日之观点去苛责故人。
此次整理中未发现民国10年的钢板刻印本，只据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影印件标点，因之无从校勘。此外抄本非原版本，难免有舛误之处。更由于抄本中有少数的行草字和不规范异体字，给标点带来困难。文献整理是严肃认真之事，只能勉力辨识，参照《辞海(198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源(1995年版)》(商务印书馆)、《中华大字典(1978年版)》(中华书局)等工具书进行整理。舛误或有怀疑之处，用“疑为……”加括号提示读者，同时保持底本的原貌。
编纂和整理乡里小志应是很有意义的事，顾宗侃在民国10年《钱门塘乡志》序中认为:“国固乡之积也，积乡为县，积县为郡，积郡为国。郡县有志而乡独无之，可乎?况夫地志之学，不病其详病其略。诚能举各乡各邑一一辑志成书，以陈列于图书馆中，传之万国，当为美谈。”用这段序文作为结尾，意在其中，其它也无须赘言了。
（童化平推荐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