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静
大凡去过山西平遥的人都看过一堵铜钱墙。所谓铜钱墙就是墙体镶嵌不少铜钱。这堵铜钱墙立于日升昌票号的甬道上,展示着“填不满,拉不完的平遥城”的昔日辉煌,也展示着平遥商帮的雄厚实力。
宁波的庄桥也有一堵类似的铜钱墙。然而那堵墙是无形的,流传于民间的一句俚语:“童姚马径张,银子好打墙”——这是多么厚重的一堵铜钱墙哟。虽然现代的庄桥人谁也说不清此说形成于何时,也没有史料可供考证,但从庄桥人经商轨迹尤其是近代庄桥人经商轨迹来推测,这一俚语至少流传了数百年,它留给我们还有庄桥商帮文化的五个概念,地域概念、望族概念、商帮概念、行业概念和财富概念。
俚语的上句说的是庄桥的三个村,下句自然是比喻富裕,而且不是一般的富,富得可以用银子砌墙了。童,即现在的童家村,毗邻镇海的骆驼街道。有前童、后童、祠堂童、庙后童、方家堰、三黄童众多的自然村,据说这里原有九十九间连片的建筑群,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拆除,新建了宁波市精神病医院。初夏的一天,当我走进童家,走近拆后余生的那些童家老屋,看到那耸入蓝天的马头墙,那青灰墙面上的岁月痕迹,青苔、水迹、风痕……这些凝固的音符无不昭示着童氏家族“银子好打墙”的辉煌与实力。姚,即姚家村,地处童家村的西面。马径即为马径村。根据史书记载,唐高祖武德至高宗麟德(618-665年)的四五十年间,开创马政。“武德时期初创马政,以太仆寺卿张万岁负责全国,张万岁对于唐朝的马政作出贡献。”只是不知马径村的张万岁出仕当马管的呢,还是当马管的张万岁年老隐居归至庄桥,或是张万岁的后裔迁至庄桥?
然而不管怎么样,童家、姚家、张家都是慈溪县的望族。所谓望族,有声望的世家大族。他们或有财有势,或深孚众望,声名显赫,雄居一方。
童氏家族,经商几百年历经十几代,是慈溪县经商世家。其家族的代表人物童祥权(1842—1904)又名三茂,字振异,号绳霞,系著名药材商。他的祖上童景晨在明天启年间始经商“居积致富。”清初的童鼎昌(1640—不详)“广用计然策使家业复兴”,清康熙年间的童聚培(1674—1740)字天因,经营的商业除旧有典当外,增金珠、参药、半谷、木植、靛青、桐油、柏油及估衣、作酒等,设行铺于兰溪、苏州、山东之登州、莱阳、贸迁所至,不惮涉历江海,于京师西四牌楼北街设药肆,亦尝亲往经理也。
童祥权的曾祖为上海童涵春中药堂的创始人童在厚(字善长),原为旅沪药材批发商,乾隆四十八年(1783)盘进上海小东门“竺涵春”中药铺,改名“童涵春”。童祥权7岁进私塾,16岁入童涵春堂习业,协助其父童慈浩处理店务。1863年继任童涵春堂经理,经营童涵春堂40余年,使之发展成为沪上著名的国药号。同时,协助族人于光绪六年(1875年)在江苏常熟开设童葆山药铺,于光绪三年(1877年)在苏州道前街开设童葆春药铺,于光绪三年(1877年)在上海朱家角大新街开设童天和国药号。
马径村的张家同样也以经营药业起家,清嘉庆十年(1805年),张氏族人张梅在杭州创办张同泰药号。之后,张氏族人“抬头吃皇粮,伸手抓市场”,周旋于官与商之间,往返于海内外,使庄桥的一个小村在宁波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大洋彼岸美国的华盛顿纪念塔上,镶嵌着188块具有各国地方文化的纪念石,其中一块是于1853年传教士帮助宁波府向美国赠送的华文碑。这次赠送的成功离不开马径村的张氏兄弟。这俩兄弟,一个是清朝驻日本公使张斯桂,一个是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任翻译张斯。一块石碑让宁波,让庄桥这个江南小镇,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放眼看世界了。
一块石碑像一座桥,让张氏族人由此走出小村,走出庄桥,走向海外;一块石碑像一扇砌在老墙上的窗,让房子里的人看到窗外的风景……我曾在《庄桥印象》一文中,写了马径村的张汝钊。这位年幼失怙的女子真不简单,不仅是宁波现代女诗人,曾任宁波市立图书馆馆长,1932年在圣约翰大学攻读英文,回国后任蒋经国的古文兼英语教师。最后这位经历坎坷的女人皈依了佛门,法名慧超、本空,潜心研究佛学,两次赴日本、印度讲学。著有《绿天诗词集》、《烟水集》,是浙东佛教界颇有影响的法师。我对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人十分好奇,多次扪心自问是什么让一个小村的女人能有如此的经历。即使有钱有势,融入上流社会毕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今我总算明白,原来张家不仅是经商世家,而且是亦商亦官的文化大家。从马径村现存的后新屋、张氏墓、张氏房、乾坤房、张氏祠堂等文物古迹,便可一目了然张家作为望族而具备的声名显赫,雄居一方的实力了。
凡是望族之间大多相互联姻。庄桥的望族也是如此,他们姻亲成网,使整个城镇好比是亲连亲,手挽手的大家庭。这样只要哪一户经商成功,就会带着外甥、内侄去学生意,等亲戚生意学会了,又带着兄弟族人去学生意。如此的周而复始,一帮带一帮,越带越多,生意越做越兴旺。形成了“童姚马径张”的庄桥商帮,当然庄桥商帮是宁波商帮的一部分。
宁波人多地少,四民谋生维艰。鸦片战争后,随着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活跃,人多地少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近代五口通商之后,原来海边小县的上海迅速崛起,而宁波与上海隔海相邻;还因素有经商传统的宁波人被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激荡,于是慈溪、鄞县、镇海等地商人联手组成的工商集团——宁波帮,开始了南下北上的走四方。而这宁波商帮集团中有不少庄桥商人,庄桥商人中脱颖而出的有庄桥费市的严信厚。
严信厚在1885年,任天津盐务帮办,次年在天津东门里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赚钱后又创设物华楼金店。不久,又以道员身份回上海,掌管上海道库,为惠通官银号经理。同时在上海自设源泉丰润银号,经营国内汇兑和商业拆放,兼营官僚存放款业务。
亦儒亦官亦商的严信厚就是这样以盐务起家,先后在天津、上海、北京、宁波等地经营商业,投资近代工业,资产日丰。开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个商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宁波第一批工厂——宁波通久源轧花厂和慈溪火柴厂的创办人。由此,他被后人称为宁波帮鼻祖。
前不久,我在对庄桥文化名人邵荃麟、穆时英的研究时发现,这两位以不同人生轨迹,不同文艺成就而影响全国文坛的庄桥名人,却有着同样的家庭背景,那就是他俩同出自药商兼金融之家。尽管他俩一个是镇西的东邵村人,一个是镇东的穆家村人。
从中我们看到“银子好打墙”的庄桥商帮所从事经营的行业不外乎是国药业、金融业和船运业。这一选择其实有庄桥商人的特殊文化背景和地理优势。一直以来,庄桥人追求耕读并重,平安度日,在这样的理想环境下,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庄桥商人不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深受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传统影响,因而他们将国药选为家族经营首选。据现居马径村的96岁张姓大爷回忆:他家有药铺,他的外婆家所有穆家村大多也是药商,生意做得最大时号人称月湖老板,他在宁波药行街曾经经营着最大的药材行。
不仅如此,庄桥商人还放眼全国,走遍大江南北。他们利用长江中上游的商业中心,利用长江两岸腹地重要的粮棉土产集散地和工业品的重要转口市场等优势,利用四通八达的天然水系,发展国药业、金融业,开辟船运业。经营业绩做得最突出有费氏家族的费志洽,他在清康熙年间先后在楚、吴等地“经营药材、木材、租船、杂货店、字号等,获利丰厚。”民国时期,东邵村的邵敬亭在重庆经营药材,后又将药材行开到上海、武汉等地。
天津是北方除北京外最重要的经济中心,沿海各省南北产物都在该地集散。宁波商帮早在运河开通时就开始北上在那里开始做生意。宁波在津的商帮中有一支“北号船帮”船队,频繁往返于甬津两地海路,庄桥商人也随这支船队经营南北物流业,这些商人中最值得一说的是童家的童承初。这位童氏商人以其善于经营而活跃在北方的商场,他既是“北号船帮”大股东,又是宁波在天津贩运南北货物的庄客。童氏族人童今吾,于民国年间在天津创办东陆银行和明华银行,成为当地银行界著名领袖。
透过这堵银子打成的“铜钱墙”,“童姚马径张”似乎又是旧时庄桥一份财富排行榜。这些庄桥商人有着二种消费理念,一是在外赚钱回乡生活,一是在外赚钱在外生活。前者是回到故乡后置地买屋,财富赫然,这样在乡人的眼里自然就成了“银子好打墙”,而费市的严家、东邵的邵家,马径的穆家等不少家族随着生意迁居到了天津、上海等地。近代的中国,战火纷飞,这期间,庄桥的商人们把民族命运和家族紧紧系在一起,这在商海巨子中可以了解,在此不再一一举例。
“童姚马径张,银子好打墙。”虽然仅仅是口碑中的银子墙,一堵无形的银子墙,但它和平遥的铜钱墙一样,展示着庄桥商帮的辉煌和实力。
(童化平推荐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