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中国儒家文化发展到了巅峰，由春秋私学传统逐渐演变的私立书院、讲会制度和社团组织，是当时社会文化的重要形态。学者在社会中讲学身份的高扬，是儒家人物的标志。据《桐城县志》记载：“明初桐城地属畿内，易得风气之先，县人竟相以读书为进取之阶，学风渐盛”。到明代中期，邑人何唐，字宗尧，正德进士，曾官至浙江按察使司提学副使，因不满朝廷腐败，辞官归里后以讲学为业，首开结社讲学之风。清末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尝谓：“何唐先生勇毅任道，不顾众嘲，风声流播，竟亦克变俗习。吾乡讲学之绪由此起。”尔后，一些学子或因屡试不第，或无意为官，经年研习孔孟之道、经世文章，并四处游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童自澄、赵鸿赐和方学渐，后来被尊称为“桐川三老”。

      童自澄自万历年初，就立社于枞阳镇永利寺古道巷，月三会讲学，以“良知”为宗，前后历二十余年，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才集资筹款，选择馆址，于射蛟台下建筑学馆，取名“辅仁会馆”。用童先生的话说：“余惟孔子之教，以仁为先，会子求仁以友，为辅仁者，人也。合天下为一人而后可语仁，故君子之当仁与天下共当之。”辅仁会馆大力推举讲学兴教之新风，会馆主要讲授性善之旨、经世之义，并首倡“心学”。一时学者如云，名流汇聚，每会聚不下四、五百人。学风大盛，影响非凡。致方园百余里百姓人家“贫不弃书”，诚为家训。据记载，张英的曾祖父张淳为“辅仁会馆”题扁：“江滨邹鲁”。誉“辅仁会馆”为文化昌盛之地，礼义贤达之邦。还有司理周公曰：一乡善士；工部刘公曰：化行一乡；学台杨公曰：素行可风；抚台周公曰：高士。皆署扁于堂。致馈有差缙绅过枞阳，必临集，父老子弟而训迪之，可见其盛。辅仁会馆后由其弟子钱至立讲学二十余年。其时，还有名儒方学渐亦于达观山下创办了“桐川会馆”讲学。两会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流、相互促进。

      方学渐在《辅仁会馆碑》文中说：“枞阳辅仁会馆，童静斋先生讲学之所也。其地襟江带河，在桐邑之东百二十里，旧为县，陶士行(陶侃)尝为枞阳令。及县徙桐城而枞阳为镇，商贾辏聚。”此外，方学渐还在《定夫公传》中称，“邑侯会稽章公”、“豫章南昌黎公”等，常问政于定夫先生，并请他出山做官，先后历十五年之久，但童先生均“固辞不允”，日夜孜孜，讲学行道，劬躬殫智而不敢自逸。

       童自澄老先生心高志远，大器晚成，在他创办“辅仁会馆”时已是六十四岁高龄，他一生潜心治学、辅人，未及形成自已的理论基础。方学渐这样评价他：“静斋布衣而贫为教，不立文字，非有所震耀，驱迫也。唯一念真诚可贯金石。无论贤不肖，直提本心以醒之。用能浮于有众，枞阳之民半出门下，江之南北咸敬慕之”云云。童老先生弟子钱至立及其子钱澄之称童老先生为“学宗”。

      正是童自澄、方学渐、赵鸿赐相继创办了辅仁会馆、桐川会馆等书院，枞阳一地竟相成立的会、社学术团体，还有斗冈、孔川、枞川、金山，讲学之风波及九华、齐山、祁阊、龙舒、庐江等地。也正是盛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讲学活动，才促使枞阳乃至皖江流域在明清时期人才辈出，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文/夫子)

                                                                     （ 童学文推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