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光(又名辅之)，男，1904年出生，湖北省汉川市系马口镇童家岭村人。早年曾就读于武昌文华大学预科，1923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

       童世秀，1911年生于湖北省汉川县丁集乡童家岭。1927年春入黄埔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同年6月因病返乡。大革失败后，他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毅然随兄童世光参加土地革命。1927年9月至1828年3月，在南河区参加了中共汉川县委领导的秋收暴动、年关暴动。在暴动中，他大义灭亲，英勇顽强，于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暴动失败后，曾一度辗转外地隐蔽。1930年2月，中共汉川中心县委组建汉川游击大队，他即在汉川游击大队。次月下旬，随队编入红六军第十七纵队第四大队。以后在红军中曾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警卫团团长、红三军第九师参谋处处长等职。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内部肃反中被错杀，时年21岁。

        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童追求革命真理，接受马列主义，积极参加反帝活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组织领导了汉川县学生联合会举行的反帝斗争的游行示威活动。1926年3月，在湖北沙市加人中国共产党。7月，调任中共湖北省委迎接北伐军总交通。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任中共湘鄂边区区委宣传干事，同时兼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部长陈潭秋的秘书、监委干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童世光回汉川从事革命活动，任中共南河区委书记，参加中共汉川县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的会议，参与组织领导汉川秋收暴动，带领红军攻打系马口。1928年1月，暴动失败后，童世光赴上海任中共法南区委交通，以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大中通讯社英文翻译记者的身份作掩护，坚持党的地下工作。负责传递党刊《布尔什维克》和苏联、法国的进步书刊等。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奉派到上海互济会，发动群众抗日，成立抗日救国会，搞募捐，声援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淞沪抗战失利后，到安徽、青岛等地继续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在青岛加入了以宋庆龄、蔡元培为会长的“中国反帝大同盟”，并组织成立了青岛抗日救国会。参与创办《抗日三日刊》，最先译载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上发表的《毛泽东论敌后游击战》等文章，有力地推动了青岛的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春，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童作为青岛代表赴京出席会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童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经董必武同志派遣，赴应城县汤池与陶铸等一起开办农村合作事业人员训练班，任汤池临时学校校长，为开创鄂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大批干部。

        以后调鄂中工作，先后任中共鄂中汤池特支书记，中共鄂中特委委员，中共天门区委书记，中共天汉工委书记，中共天汉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天汉地委委员、政权部长，中共汉川县委常委、政权部长，汉川县行政委员会主席，豫鄂边区行政公署天汉办事处主任，天汉对敌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组建抗日武装队伍，从事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组织领导建立了汉川三中队和五中队两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开创天汉地区敌后抗日游击队奠定了基础。

        1939年李先念率部南下鄂中以后，童主要从事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开辟天汉抗日民主根据地，保护边区的财源供应。1940年在汉川田二河,接待了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的采访，详细介绍了大革命时期,正在进行抗日的天汉人民的革命斗争史。1943年8月，童奉命调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任联络部长兼国际招待所所长，在接待美国陈纳德的“飞虎队”、消除他人受国民党欺骗产生的疑虑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应范文澜之邀，赴华北大学任外语系教授，后到晋冀鲁豫中央党校学习。

       新中国建立后，童调北京中央政法委员会工作，以后主要从事党的教育事业。历任湖北农学院院长，湖北省教育厅厅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中南直属机关党委第12分局党委委员、湖北省人大代表，华中农学院副院长、顾问，湖北省政协常委。

        童世光同志是建国后,党派到湖北农学院的第一任负责人，1952年院系调整时，是华中农学院的主要组建者。在学校工作期间，他坚持发扬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勤俭建校的校风。1954年领导全校开展防汛斗争，战胜了洪水对学校的威胁。1955年他主持选定南湖狮子山为华中农学院校址，带领师生开展艰苦的建院工作，并于1957年完成了艰巨的迁校任务，使学校有了一个环境优美、面积宽广的新校园。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积极加强学校农场的建设，为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培养新中国的农业科技人才和中国的农业发展呕心沥血，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985年童世光同志离休后，享受副省级待遇。1996年8月11日凌晨2时15分在武汉逝世，亨年92岁。

                                                          省农校定址狮子山
         童小晋6岁时，在湖北省省直机关第一保育院上幼儿园。一个周六下午，她的父母破例亲自来校接她，但没有带她回家，而是吩咐司机驱车前往武昌南郊。破旧的吉普车驶在前往狮子山的途中，惊扰了杂草丛中的野兔。突然一只野兔从路边窜出来，被吉普车撞到在地。司机停下车正准备下车去捡野兔时，一只老鹰从高空俯冲下来，叼起野兔飞走了。现在回想起来，童小晋还不住地说“很害怕”。
　　狮子山麓，大大小小的坟堆触人耳目。回到保育院的童小晋整夜没有合眼，老师问她怎么了，她战战兢兢地说：“爸爸要把华农搬到狮子山，我怕死人，怕鬼。”童小晋的爸爸就是时任华中农学院党委书记的童世光。因为不能确定“光秃秃”的狮子山能否种树，童世光等院领导迟迟没有下决心把新校址定在这里。
　　回到宝积庵。校园面积本来不大，武汉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又规划该区为工厂区。且宝积庵地势低洼（海拔22米），汛期淹水。1954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不仅淹没了学校的农田和学生饭堂，一部分教工住宅和教室也受到了威胁，最高的米丘林大楼都被淹了一半。
　　《华中农学院》第28期（1954年10月7日）记载：光荣的青年防汛突击队在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为了保卫全院的安全，筑起了三千米的堤防，并曾经三次日夜战斗在汉阳门、平湖门、万年闸、武昌车站、武泰闸等处，出色地完成了卸土装土的任务。
　　虽然学校最终取得了防汛、教学两不误的胜利，但宝积庵不适合做永久性校址成为华农人的共识。新校址的选定迫在眉睫。
　　在勘察狮子山之前，省里曾要华农迁往农村，迁到沙洋“五三”农场。最终未能成行。后来又提出到荆州、磨山建校，均因各种原因未果。
　　武昌郊区的狮子山有山有水又有地，是建农学院的“风水宝地”。院领导先后带了几批专家前往狮子山勘察。一次，童世光带去了农学院的花匠郭大会。他说：
　　“只要这里能种树就把华农迁到这里；不能种再选别的地方。”郭大会搬开石块，挖去杂草，细心检测后说：“可以栽树。”
　　童世光听了很高兴，他说：“既然山上能长树，地里就能长庄稼。而且狮子山地势很高，再大的洪水这里也不会被淹。”他凝神望着蜿蜒数里的狮子山和碧波荡漾的南湖水，下了决心：就是这里了！
　　新校址经苏联专家作了认证，又得到了国家高等教育部和省政府的批准。1956年春末，学校总务长金隶、基建工作负责人阮定芳、绿化工人郭大会以及园艺系教师鲁涤非一行四人陪同童世光再次来到狮子山。他们坐着苏联进口的小卡车，途经番息村、老人桥。
　　“放眼望去，满山遍野的茅草一尺多高，只有几小丛马尾松点缀其中，在山上搜索了半天只发现狮子尾有一棵枸骨树，狮子脑有一棵冬青树，狮子山周围人烟稀少，显得荒凉。”鲁涤非至今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尤深。
　　但新校址既定，学院随即派人勘察地界，接收农户227户，先后两次征收了共计4969多亩的土地。既然决定在此建校，狮子山上当然不能任由茅草丛生了。种什么树好呢？童世光下了指示：开山先种树，种有特色、稀有树种。
　　当时，学校资源有限，但依旧从迁校经费中拿出一部分投入绿化。定址狮子山以后，学校里园艺类相关专家、老师依据狮子山的具体情况对绿化工作进行初步的规划，决定首批选栽较易种植的 “先锋树种”马尾松。“一个锄头一棵树”。学校除了已有工人外，还把附近村落农户 100余人收归为工人。所有工人都参与狮子山绿化，大面积种植马尾松。
　　松树苗栽上了，令人想不到的是很快就被茅草给“吃”了。郭大会想到了大金鸡菊，那是他从小东门一个私人手中拿到种子后培育的花，生命力极其顽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郭师傅把菊花种子撒在了新栽树苗的周围。“真的没有想到，菊花竟然‘吃’掉了世世代代生长的茅草！”郭师傅的眼神里似乎仍有当年的惊喜。在大金鸡菊的“保护”下，马尾松长起来了，“光秃秃”的狮子山上不再荒芜了。
　　1956年，学校在狮子山开始大规模基建施工。当时的狮子山远离城区，交通不便。师生员工住在“干打垒”的简易工棚，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建校劳动，在泥泞中铺出道路，在乱石间修建校舍。没有食堂，就在农民家架锅做饭；没有水喝，就从湖里塘里舀水喝。学院基建经费紧张，为提高施工速度，院领导许子威向省里争取了200多万原打算分给各大专院校的经费。
　　仅仅一年多时间，一座崭新的大学在荒山野地间拔地而起，新校舍初具规模：一座主楼，两座副楼，还建了一些职工宿舍。
　　1957年暑假，省委要求学校在一个半月内由宝积庵迁到狮子山，腾出宝积庵校舍给武汉师范学院使用。时间紧，任务重。学校成立了搬迁指挥部，由童世光任总指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装运一千几百车次，不仅按时完成了迁校任务，还为国家省下了几万元的搬运费。
　　“新学校”空气新鲜，景色宜人，既无山庄之孤野，又隔城市之嚣嚷，华农人很快和狮子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基建委员会的一位同学说：“在这住惯了，真不想再上街去吃灰！”
　　搬迁后，校园绿化仍然是学校的重点工作。全校师生员工也积极参与到植树造林的工作中来，院领导几乎事必躬亲，与师生共同绿化山林。当时流传着一句话：“一手拿书本，一手拿锄头，勤耕苦读，又红又专。”
　　1958年冬末初春时，学校采取“适地适树”的原则，根据地区划分树种。当时设想的是一条路一个树种，通过选栽的树种来判断方向，辨认路线。校门口至学生宿舍 6栋（即学院路)沿途种植英国梧桐，每一颗间距6～7米。狮子山大道栽种白杨树，因病虫害先后改种了柳树、泡桐等树种。
　　此外，学院路拐至山北路段的沿途种植了大量的稀有树种，有红豆树、肥皂夹、黄果的南天竺、云南素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