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西安解决西安事变,童小鹏作为译电工作人员随行。1936年12月16日黄昏，童小鹏随周恩来、李克农、罗瑞卿等人乘飞机到达西安后，刘鼎把他们先安置在七贤庄一号休息。据童小鹏回忆：
“周恩来在红军时期一直留着胡须，来西安做统战工作继续留胡须不合适，就让刘鼎找一把剃须刀，而七贤庄又没有，刘鼎想起装电台的涂作潮家里有，就陪送周副主席乘车到涂作潮的家里把胡须剃光，然后才带着我们一起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在张公馆见到张学良后，他惊奇地问：哟，你的美髯呢？周恩来答道：刚才剃掉了”。
自此，童小鹏结束了六年半的红军军中生活，跟随周恩来副主席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始了新的战斗。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童小鹏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机要工作。周恩来到西安与张学良谈话后发给中央第一份电报，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后给中央的详细报告，都是经童小鹏的手发出的。那时他年仅22岁，却已身处历史的漩涡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自己的足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9日，中共代表搬到七贤庄一号，成立西安红军联络处，挂上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教导队通信训练班的牌子做掩护。为了方便电报往来，红军联络处公开架起了天线，设置了一部50瓦的电台。童小鹏任机要科长，除了提高译电技术外，还要抓思想政治工作和保密教育，另外还要为吴德峰情报系统收发电报，并为军委三局购买无线电器材。
当时的工作人员多是红小鬼，附近的群众戏称联络处为“娃娃店”，童小鹏比其他人年龄都大，戏称自己是“娃娃头”（右一为童小鹏）
童小鹏在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期间，最紧张的一次译电经历就是周恩来劳山遇险。1937年4月24日，周恩来与张云逸、孔石泉等乘卡车从延安来西安途中，遭到土匪伏击。周恩来脱险后返回延安的当天晚上，给西安红军联络处叶剑英发电报，简单说明劳山遇险的经过，要求叶剑英同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交涉，26日派军用飞机到延安接他。这封电报是由童小鹏亲自翻译的，当他译出“劳山遇险”几个字时，不禁心里一沉，待译出“已平安回延安”时，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红军联络处秘书长李克农，看上去外表严肃，又戴着眼镜，童小鹏说我们这些“红小鬼”还真有点怕他。但是对童小鹏来说，李克农却是他一直很尊敬的老师。李克农工作经验丰富，经常手把手教“红小鬼”们如何接人待物，在接待民主人士时，公务员怎样让座、倒茶，有些民主人士戴礼帽、提文明棍来访时，如何替这些客人挂礼帽、放文明棍、敬茶。除此之外，李克农还是童小鹏爱上摄影的领路人。1937年3月，李克农到上海治眼疾时买回来一架德国产折叠式的120型照相机。李克农把照相机交童小鹏保管，并教他学会拍照。从此，童小鹏用手中这台相机，捕捉了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珍贵瞬间。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蒋介石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8月14日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8月9日，童小鹏作为随员，也同机到达南京。此后，童小鹏就跟随周恩来辗转于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工作，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整整战斗了10年。
199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童小鹏专程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将伴随他60余年的照相机捐赠给纪念馆。
童小鹏将整理、出版党史资料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宝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童小鹏亲笔写的《军中日记》，从1933年到1936年，具体到每一天的每一刻，事件发生地点，战争经过等等，记录的非常详细，是研究长征历史的必备资料；二是20世纪80年代，童小鹏先后编辑出版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摄影图集和《历史的脚印――童小鹏摄影资料图集》，为国共二次合作和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文献价值极高的照片资料；三是童小鹏撰写了长达85万字的《风雨四十年》，把自己亲见、亲历、亲闻周恩来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记录下来，为我们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
童小鹏：《少小离家老大回——童小鹏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
-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八办》，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
-
《历史的脚印——童小鹏摄影资料图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童其林推荐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