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禅福

       松崖是松崖乡乡政府所在地，也是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站。儿童和少年时代留下的记忆是永远抹不去的。四面环山，中间的一条云源溪把千亩沙洲劈成两块，南岸的松崖古村落中一条长渠穿村而过，这村落上宅的头与下宅的尾相距足有500米。大巷小弄的通道平坦得没有一个台阶，通道上是横铺的茶园青石板，村中四位童家太祖太公建造的四座大宗祠，是夏天松崖人乘凉，冬天看大戏的好地方。松毛岭脚下的松崖和花洲、云头、息坑、毛家坎、上溪埠等五个村落的童氏后代共同建造祭祖的大宗祠，外观巍峨壮观，第一大厅，两个大人才能抱上的四根大柱子，雕梁画栋，极尽辉煌。据说，水库拆屋队见到后都不愿下手，也不敢下手拆除。童家宗祠后山，有许多几个人才能抱住的大苍松。听老辈人说，上世纪30年代修建浙赣铁路就被国民政府打上了主意。倒下几株大松树的巨大响声，成了全村几百号人的号令，男女老少全上山了，砍伐工人无法下斧就撤退了。直到1956年修建金寿铁路（金华至铜官）才把古松砍得一株不留。保护童家宗祠的一排四株千年挡风翠柏，都不舍得砍伐。时时听家族老人说：“看到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天往上涌，那四株参天柏树和童家宗祠一天天往水中沉，心真如刀割一样的痛。”
   
       淳安人祖传就有不走泥路的习惯。淳安地处浙西山区，丘陵山坡，高山峻岭，汇集新安江畔，淳安村庄相邻的山岭，沙洲相连的田畈，邻里相通的里弄，全部是用青石板铺设。淳安村落巷弄中的青石板铺设很有讲究，富村青石板横铺，贫村青石板直砌。我们村的石板路一直通向最高的松毛岭，山顶上还有个凉亭，上下六千多个台阶全用茶园青石板砌成。淳安茶园青石板远近闻名，据说杭州胡庆余堂，胡雪岩故居的青石板都来自淳安茶园。因为徽商路经淳安，水运方便，茶园门口装船，钱塘卸船，便到杭州。
   
       昔日，淳安耕牛开春有尝鲜的习惯。每年三九严寒，为人服务一年的牛被关进牛棚。我六岁开始放牛，牛早晚被牵出，放风吃上二次水，其他时间，它们就在牛圈里啃那干燥的稻草和苞芦秆。牛盼开春，我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立春之日，大地复苏，枯草吐翠，全村近百头大小黄牛都相继被赶上松崖与威坪镇山头湾村交界的东山尖上。东山尖有睦州第二峰之称。到了山顶，牛的主人给牛鼻套全部卸下，让牛完全地自由。那一个多月是淳安牛最快乐的时刻。据老人说：牛特别有灵性，也特别认“老乡”，只要是一个村庄的牛，白天它们在山上放任地乱窜，晚上就聚在一起，母牛、小牛居中，大牯牛周围围圈着入睡，以防野兽伤害。放在山上的牛从来不曾丢失过一头。春耕开始，大小“牛郎”相继上山牵牛，吃了春天山草的黄牛，头头膘肥体壮。
   
       昔日的淳安，古树连片，毛竹成林，大山中的野兽成群，狩猎也成了山里人的一大爱好。一到冬天，淳安老猎人上山打野猪，青年人也喜欢去凑热闹。猎狗一叫，山里就响起一片狂叫声，野猪听到漫山遍野的狂呼，四处乱窜，守在路旁的老猎人，见猪枪响，百发百中。山中不论是赶野猪的年轻人，还是砍柴的老农，只要听到枪声，都会赶来。他们喊着去分“刀鞘肉”。打第一枪的人分一只后腿，其余所有的人只要扎野猪的抬杠没有上肩前，见者有份，童叟无欺。淳安对每一个新安江水库移民都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依恋。今日的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国内外著名儒学家吴光，在少年时代离开故乡四年后，对故乡还依存着那意绵绵的情思，他在高中的一篇作文曾写道：
    
       我的心一下飞向童年时代的春天，在新安江畔，只见那婀娜多姿的柳树满脸春风地排在两边，嫩绿的枝条羞羞答答地往下低垂，沿岸的百草坪上早就长出了茁壮的青草，青绿代替了枯黄。“这草一定是甜的。”那时候，我和那些调皮的朋友们一起放牛，牧场是那样的宽广，我们睡在草地上，贪婪地吮吸着青草的香味，用多汁的嫩草预测谁家的牛吃得饱。高兴了便追逐游戏，身上插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而今，我却在远离故乡三百里外的桐庐，思念故乡普慈。我幻想能再贪婪地看一眼故乡的春景，能够用我的笔来记下那生机勃勃的春景。今日，故乡已沉入水底，因而是永远不可能的了。
       23万多淳安原迁移民几乎人人都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美好记忆。
   
       移民那时我才七八岁，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放牛。一天我遇上与我家乡农村穿戴不一样的人，有好几个，一口外乡口音，他们忙来忙去，在山腰插起了红、白、黄三道旗线，我去搭讪，才知道他们几个是测量队的技术员，我问：“叔叔，这插旗挺好玩的，我帮你们一起插吧。”测量队员笑了：“小孩子家，你是不懂的，这是将来新安江电站建好，水要漫到这里的水界线。”我问：“那松毛岭上的凉亭都要淹掉？”他们说：“不仅凉亭淹掉，你们整个村都要沉入水底。”太意外了，我问：“那我们全村的人呢？”“移民。”他们回答得那么干脆。只有七八岁的我，怎么听得懂“移民”二字，怎么想得到移民会给我们家、我们村带来怎样的苦难？但有一点是听懂了，那就是水肯定要把我们整个村庄给淹了。
        回家我告诉了妈妈。妈妈毫不在乎地说：“他们瞎说，你不要听他们的。”
   
         自从测量队的人在山上插上红、白、黄三道小旗后，全村就议论开了：“铜官要造大坝了。我们要移民了。”“我们村到铜官有###十里路，就是造水库，也淹不到我们这里。”……那一阵议论后，我们村上的人又集中精力办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和土改复查，谁也没有去理会那些测量队员是来做什么的。50年代的小山村，没有广播也看不到报纸，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山外的情况还真是不清楚。
         1958年底，港口、富文、妥桥等乡镇的人移到临安、建德去了。1959年1月，屏峰、桥西、文昌的人也开始移了。2月，与我家相邻的金峰、外桐乡也开始动员了。
         消息再一次传到我们村里，全村的人再也坐不住了，“移民”浪潮一下席卷淳安全县31个人民公社158个生产大队。
   
         3月25日，淳安县移民办一位工作人员来到公社，召开了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和社长会议。又派村代表去考察，我们村去参观的孙彩莲和童春香，回来当天晚上召开了全社社员大会。孙彩莲这位有魄力的女支书，在会上动员说：“新安江大坝提前封堵，我们就得提前移民。我和春香到开化考察，也没有选择余地。党和政府号召了，我们就得响应。上级安排了我们村搬迁的时间是4月15号，这一天我们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今后走集体化道路，吃饭在食堂，不该带的东西都不要带。”
 那天的会，说是动员会，实际上是下命令。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简单，干脆，做事只需一级一级地往下命令。
        但说是下“命令”也不尽然，这里面还隐含对未来、对集体化道路的期望。如果真的**了，吃在食堂，住在瓦屋下，还要带那么多拖泥带水的杂物干什么呢？
        这日子来得太匆忙了，短短的20天，他们能做些什么呢？什么都来不及了。
        4月8日，我妈妈不顾一切赶往排岭，把爸爸从淳安建筑公司拉了回来。
   
         这天开始，松崖供销合作社就在童家宗祠门口操场上，收购坛坛罐罐。木头、门板6角钱100斤，大橱柜每只5元钱，小橱桌每只2元钱，大坛1元钱1只，小坛只能卖1角钱。开始一天，大家还有一点积极性，第二天，热情急降下来。后来，不准带的家具干脆丢弃在家里了。只是在传统的观念里让他们留下终生遗憾的，是他们顾不及把祖宗的尸骨从山脚坟墓中搬到山顶，也顾不及上山去向祖上求愿和祷告。松崖村这千年古村落就将永远浸入水中了。没有告别仪式，但真的就要永远告别了，告别居住了一千多年的松崖古村落，告别824亩日夜耕种的良田肥地；还有2400多亩青山以及马上要像沙子一样散去的邻乡的乡亲和友朋。而对我来说却是要告别朝日相处的同学……
    
         移民开始了，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搬家具、农具，最后留下一只大橱柜，我爸爸跟我说：“大郎，你妈腰不好，这只大橱柜就我们两个人抬吧。”我从堂叔家里借来两根竹竿，爸爸把前面竹竿留得长长的，抬起后，爸爸的双脚和大橱柜的两脚经常相撞。松崖到息村埠码头上船有五里路，当时身高不到1.5米的我，抬着一百多斤重的柏木橱柜，翻过了松毛岭，也不知歇了多少次，我也不知流了多少泪。爸爸一路上总是说：“再坚持一下，就到了。”这句话我爸爸每讲一次，我大颗大颗的眼泪就往下掉。已经过去了近50年，但那情景现在还常浮现在眼前。4月14日下午，安排给我们村的131只船全部在息村埠码头装好了坛坛罐罐和零零星星的家具、农具。百舸待发，那气势很壮观，但在壮观的背后，充满着心酸和泪水。
   
        当天晚上，我奶奶和我爸爸妈妈坐在堂前的土油灯下，只是默默地流着泪。那夜是我奶奶最伤心的一个晚上。我奶奶20岁来到我家，当年爷爷就去世了，奶奶守寡多年，独自养育爸爸。移民前那些天，狗杀尽了，鸡杀绝了，老黄牛也屠宰了，晚上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安静得令人心慌；黑暗得令人窒息。但在晚上，家家户户都透出土油灯微弱的光亮，离别的前夜大人们无意入睡，点一盏灯静静地守夜。
   
        估计已过半夜了，奶奶突然发话：“我最担心的是大郎爷爷了，现在他爷爷的坟还在松毛岭脚下，水漫上来，首先是淹到他爷爷。”在上代人中，虽然坟中什么也没有了，但依然还居住着维系活人的先人魂魄，没有他们的庇佑，后代如何能够安宁与发达呢？短短的20天，活人的生计都安排不妥，哪里还顾及得了长埋于地下的祖先。但顾及不了不等于不念想，妈妈爸爸十分无奈地说：“那怎么办？”爸爸说：“我现在带着大郎上坟去。”
        也只有这么一条告别的路了。
   
        妈妈把我叫起来：“你跟爸爸去看爷爷。”那时，破除迷信，香纸烛火都无处买，我带着准备路上吃的豆腐干、点心和我的作业本，摸黑去上坟。我在爷爷坟前，点着从我作业本上撕下的一张一张空白页，替代承古以来的念过佛经的香纸，擦一根火柴“嘶”的一声燃起一蓬火，火光是阴阳两界的信号与通道。拜了，念叨了，致歉了，我把作业本都烧尽了，爷爷原谅我们了么？当我拍拍两膝站起来时，发现松毛岭上上下下有点点闪闪的烧纸亮光和轻轻的哭泣声，离别时那种悲戚的低鸣不断地在山谷中回旋。从爷爷坟上回来，妈妈稀饭已烧好，这是最后一餐故乡的早饭，也是在父母亲手建造起来的房子里吃的最后一餐早饭。奶奶和爸爸妈妈什么话也不说，我们没成年的兄妹自然也不敢说话。整个厨房只听到唏溜唏溜的喝粥声。走出家门，天色微明，在幽深的山的背景下，家家屋顶冒起了袅袅的炊烟。
        我一生见到奶奶最悲伤的时刻，是那天清晨的“起锅”。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待爸爸一声令下“起锅”了。当爸爸拿起柴刀，砸下铁锅一周石灰的那一刹那，年过六旬的奶奶“扑通”一声跪在灶头前，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这口灶，伴随奶奶40年，抚育了儿孙两代人，见证了奶奶孤儿寡母的辛酸和苦痛，奶奶那压抑了半个多月的情绪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宣泄。
        我们扶着奶奶走上了通往开化移民的第一步。
   
        我们淳安西乡人有一个风俗，搬进新屋，都要在天亮之前。大家把移民当做是一次搬新家。那天早上，我家老少六人，天没亮就上路了。在松毛岭顶，往前，往后一看，一串串火把照亮了松崖至息村五里青石板路，一条点点闪闪的灯龙在山谷中穿行，大家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踏着光滑的青石板路，在往前推移，火把烧尽的炭灰随着春风飘向田野，每人眼睛里充满着泪水，连同雨点飘洒在石板上。
   
        早上全村六百多人，在息村埠头的溪滩上等待天亮。往日，左邻右舍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喧嚣嘈杂。那天长辈们互不搭理，小孩们也失去了嬉戏的天真，都依偎在父母边上，看看你，望望他，没有一双眼睛是有神的。
   
        木船缓缓地前进，故乡渐渐地离去，我们站在船头仰望，寮棚依稀隐山湾，遥望群山，见那峰谷青青斜倒影，炊烟袅袅有人家。缅怀桑梓景，朦胧新家何！一切的一切随波消失在天边，船上没有一点声音，只听到船夫的摇橹声……
   
         到了贺城，已是下午，码头边，大家把船上的货物卸下准备换汽车。同乡的慈滩、毛家坎还有金峰公社移到开化的移民的农家具都堆在路旁，何时转运，大家心中都无数。轮到我们估计至少要10天以后。
   
         当时的贺城已成了一个空城，拆房队已经进了城，许多房子已被拆得东倒西歪。我们也就住在路边还没有被拆的房子里。当天傍晚，突然变天，大雨倾盆而下。第二天，我们赶到了新安江畔，只见洪水滚滚而来，我们的农家具还没被洪水淹上，大家心里也宽松了一下。但这时，贺城中的消息四处传送：“4月16日下午8时，新安江威坪山洪暴发，水位上升到50米高程以上。”“据说，茶园镇上已被水淹没，合洋村水位已上升到楼板，没有迁移的一百多人爬上了屋顶。新安江工区有一千多工人被水围在山上，已经断粮断水24小时，新安江工程队已派汽艇参与抢险。”开淳公路上的运输，也传来消息：“原先调运的65辆汽车，现在只调来24辆。金峰、松崖、威坪移开化的几个乡移民一下走不了了。”
   
        我们焦虑着什么时候能走，大家焦急地打听：“到常山的汽车什么时候有？”“到马金、到华埠、到杨林的汽车什么时候开？”移民办的同志放出话说：“现在的汽车都是烧木炭的，带来有20斤以上木炭的移民户先安排汽车。”我们松崖村的人都没有准备木炭，只得耐心等待了。三天后我和奶奶及一对弟妹爬上一辆不知开往何处的汽车，在车上看到是同乡云头村的移民，心才放了下来。我奶奶问：“你们云头村移到哪里？”我估计是一位村干部的移民说：“我们移到杨林，你们松崖村移到青阳，我们的车子要路过你们青阳的。”19号下午，一路颠簸，我们祖孙两代四个人，在青阳下了车。我们一下车，当地人把我们当做亲人一样接待。两位青年跑过来，问我：“你们是哪一家？”我把我父亲的名字报了，一位青年就跑过来，挑起我扶着的一担箩筐，一位青年扶着我奶奶说：“你们家住在山底村，我们带你们去。”
   
         走在路上，从两位青年那里得知，我们松崖一百七十多户农家，全部安排在青阳公社的青阳等七个小社。还专门为移民办了两个食堂，一个点设在文昌阁，一个点放在牛角垄。半个月时间内，一日三餐，都由食堂供应。
   
         不知不觉，我们穿过文昌阁一个小山坡，就到了山底社。我们在山底低级社的公社边上找到了我的“新家”。那两位青年说：“我们全公社二十多个低级社都腾了房子，几乎每个社都有你们松崖公社的移民。你们村的六百多人，全部安插在公社所在地几个低级社当地人的家里。”
   
         我走进这个“新家”，这是一栋新建不久的，典型的农村三居室房子，占地面积也只有120平方米左右。看上去，就是一户刚搬出的大户人家。中堂左右两大间，靠右一间，号上有我父亲的名字，下面括号内六人。对面一间是童长善，括号内写着七人。青年人推开我家的“新房”，把箩筐放下说：“你们这栋房子楼下住四户，楼上住两户，共28人。你们六人大概只有20平方米左右，挤是挤了一点，但我们七个低级社总共才有一千来号人，你们一下搬进六七百人，住房是肯定紧张的。”
   
         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想说了，盼的是能吃上一顿饱饭。我跟着那两位年轻人，到了文昌阁食堂，一位老社员厨师十分客气地对我说：“小鬼，你家里几个人？”我说：“父母还在淳安押运家具、农具，今天到的只有祖孙四个人。”厨师又说：“你们几天都没吃热饭了，今天就多打一点去吧。”那天晚上，辣椒酱配白米饭，祖孙饱饱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华埠中心小学的老师就到我家，把我们村上几个同学接去读书了。
   
         10天之后，我们这栋房子里的六家新住户的家具农具相继运到。每家的“顶梁柱”到了，终于安顿下来了。楼下四家在中堂搭起了四副灶头，还有两家的灶头安放在厅后的通道上，六户人家就在这“新家”过起了移民之后的“新”生活了。
   
          一家六口人，祖孙三代，男女老少，住在20多平方米的一间屋里，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一幢屋里，垒起六个灶头，没有烟囱，一开灶，烟熏得屋内人人流泪，更可怕的是那直通楼板的火光，只要稍不留神，一个火星子就可以烧掉一片民居。
          新安江水库库边长大的诗人胡雨泽，观今日千岛湖，忆往昔30万大移民撼天动地的悲壮画卷，动情地写下《青溪情》：
           卅万抛家意踌躇，一截天险出平湖。浪呼百里蓦回首，梦绕新安觅归途。千家昔挑独映月，九州忽照夜还苏。曾忆江歌最是景，千岛如画青溪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