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庐
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正史、方志和家谱,可说是构成中华历史的三大柱石。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正史和方志得到了普遍和有效的利用,而家谱由于私密性和印数稀少,尚存在着有待开发的广阔空间。可以预测,未来若干年内,家谱必将成为学术研究中的另一热点和重镇,这从当前许多学术论文的写作倾向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在正史、方志和家谱中,家谱的可靠性最差,使用家谱中的文献,必须细心甄别真伪。 一般而言,家谱中较为可靠的文献是其人口资料,特别是世系图表中自本支始迁祖而下有明确生卒年月日的家族成员情况,对于研究人口学、遗传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刘翠溶的《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侯扬方的博士论文《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均是利用家谱记录的生命统计资料进行历史人口学研究的成功之作[1]。 家谱中最不可靠者是对本支始迁祖以上祖先历史的回溯,常见者多是攀附历史上同姓的帝王将相名人,有的甚至追溯到三代以上,以炫耀本族历史之悠久,血统之高贵。顾炎武就讽刺过曹操家族分别以黄帝、有虞氏、周武王弟叔振铎为祖先,是"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日知录》卷二三《姓》)。宋以后所修家谱攀附风气更盛,如民国三十六年由蒋文忠等修纂的十二卷木活字本《蒋氏家乘》,尊西周初年伯龄为第一世,至第九十六世蒋捷,一无遗漏,甚至还录有姜太公的赞语为证,明显属于附会虚构的伪作。 家谱中真伪掺杂、宝矿与陷阱同在的,是谱序、行状、传记、墓志铭、艺文部分。家谱中的历代谱序,对于弄清本族源流、迁出地、迁出动因,迁移路线等问题,具有重要作用,是研究移民史不可或缺的材料,但谱序中所言并不皆可信,作序者的署名也常有问题,大致明以前谱序作者可疑者居多,明以后谱序作者较为可信,谱序的内容也以序本支始迁祖以下部分可信度较高,序本支始迁祖以上部分则须慎重。如浙江省嵊州文物管理委员会独藏的民国二十年(1931)高我桂等第七次续修的永思堂木活字本《剡南高氏宗谱》,收录历代谱序二十余篇,仅宋代即有至和二年高琼序、至和二年高士先序、绍兴十四年高世则序、嘉定七年高文虎序、嘉定六年高文善序、咸淳八年高衡孙序、嘉定十七年周宣子序、嘉定十七年高似孙序,但史载高琼不识一字,不可能为此序,高士先序言及高琼序内容,当然也是伪作,至于其他诸序,内容也互有抵牾处,如高文虎序称"远祖之世系,容有未确也,宁略而不详",但其子高似孙序却声称自己系东汉高洪三十七代孙,在没有其他旁证前,诸序似以谨慎使用为宜。还可以再举两种吕氏宗谱为例,一种是咸丰辛亥重修《东阳象冈吕氏宗谱》,为吕本中后裔谱,有淳熙七年朱熹应吕祖谦之托所作序;一种为民国丙寅年重修《吕氏宗谱》,为吕祖谦后裔谱,有南宋淳熙十四年朱熹应祖谦子延年之请所作序,两序内容都详述吕氏家史,从远古洪荒说起,颇为荒诞不经,两序内容也有不同处,如《吕氏宗谱》言汉吕马童生一子曰瑕,《东阳象冈吕氏宗谱》却说吕马童有二子瑕和青眉,显然,朱熹不大可能刚为吕祖谦作完族谱序,又为其子作一篇内容有矛盾的另一族谱序,而且两序文风不类朱子,殊堪怀疑,如果一看到署名是朱熹,就以为发现了朱子的佚文,那恐怕是要闹笑话的。 行状、传记、墓志铭主要为人们提供本族人较为详细的事迹,可信度和史料价值较高。如万历十九年的《永泰张氏宗谱》,收录了宋人郑穆所作的《宋特进仪同三司少师文靖公(张肩孟)墓志》,李光所作的《宋中奉大夫集英殿修撰张公(张励)墓志铭》,郑强所作的《宋令人陈氏(张励妻)墓志铭》,张巽臣为其父所作的《宋朝奉大夫潼州府路转运判官提举学士借紫张公(张竑)墓志》等,考之史传,与墓志所言都能相互印证[2],这样,不仅可以确定南宋著名词人张元干的籍贯为福州永福县,而且对于了解张元干家世、补《全宋文》之未备,皆有功与焉。再如乾隆乙未所刻的《晁氏家乘》,内中所收晁百谈作的《宋真乐居士公宣公墓志铭》和元参知政事王世熙所作的《大元赠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京兆郡侯晁公神道碑》亦可补《全宋文》、《全元文》之佚,其他如《左春坊右司直郎景范公墓志铭》、《朴庵先生墓志铭》、《晁母傅太君墓志铭》、《硕儒晁维东传》、《孝廉晁次柳公传》、《太史匡洲先生传》、《晁朴庵先生传》、《渊然先生传》等,亦使人们对晁氏家族如何由宋代的职业官僚集团转向明清区域社会的地方精英的过程有所了解。即便如此,对于各种宗谱中所收的行状、传记、墓志铭仍须仔细考辨,如由汪道昆编纂的成于万历年间的《汪氏十六族谱》,收有胡铨所撰《司农少卿汪公(叔詹)传》,全文如下: 公讳叔詹,字致道,崇宁五年进士第,授将仕郎,虔州会昌县尉,改宣州州学教授,转从事郎,移郓州州学教授,转宣教郎。政和六年拜南京宗学博士,宣和五年除太常博士,左迁无为军庐州县丞,提举潼川府路常平等事,渊圣即位,覃恩转承议郎权太常博士,除知太平州,又除检讨官转朝奉郎,赐绯鱼袋,主管舒州灵仙观,转朝散郎,以朝请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转左朝请大夫除知鄂州,移知永州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兼提举本路营田公事兼京西路转运提刑提举茶盐常平等事,除直秘阁再知鄂州转朝散大夫除江西提点刑狱公事,改湖南转左朝请大夫拜司农少卿,召赴行在,复主管台州崇道观,绍兴三十年四月守本官致仕,是月十六日终于家。 公凡四典郡五持使节阶至左朝请大夫,职至司农少卿,享年八十一,公人物轩昂,志节慷慨,博通经史,尤长于诗,与人交胸中无毫发隐,故士大夫以此称之,见邪佞疾之如仇云。 细按全文,语意破碎,似非一完整文章,再检汪若海所作《宋左朝请大夫司农少卿主管台州崇道观汪公叔詹行状》,发现所谓胡铨之作原来不过是从《行状》中割裂片断,拼凑而成。 艺文部分收录的多为本族人所作诗文及外人歌赞本族人物事迹的作品,本族人之作似无必要作伪,可信从,如浙江《甬上屠氏宗谱》艺文志目下搜罗族人著述200余部,常熟《归氏世谱》半数以上为诗文传述等[3]。外人所作情况则复杂得多,如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黄中咸等所修《萧山埭上黄氏家谱》附录《黄氏词翰录》卷四中,收有一首颇具气势的《送巨济黄君之浦江》: 十二街头三尺雪,骏马健行如跛鳖。生忆故人黄巨济,拂袖前行何勇决。龙溪先生强欲吟,冻笔如椎砚欲裂。京国青衫十载交,欲言不言情哽咽。愿君勿作绕指柔,愿君勿作在矿铁。甘雨幽遐冤草苏,清风宇宙贪泉竭。循良讵困圣明时,玉烛光华待调燮。 作者题为状元王佐。按王佐为南宋绍兴十八年进士第一,《全宋诗》中未收其诗,若此诗果是王佐所作,当然不无意义。但是这首诗实是宋末谢枋得所作,题作《送半村厉元吉出尉乌程》,只是第三句作"生怀故人厉半村",第五句作"叠山居士强欲吟",第七句作"京国青衫十载交",第十三句作"循良讵困圣明时",《黄氏家谱》改窜作伪的痕迹非常明显。而像岳飞、王十朋、朱熹、文天祥等南宋名人,更是被频繁地借名于各种谱序和赞跋。明清甚至出现了专门造假的谱匠,先预制一套远祖遗像和名人序跋,然后将名字一改,即可张王李赵,万家通用,清代吴骞在道光二十三年《休宁厚田吴氏宗谱》中即认为自家旧谱中凡"历代名公序跋、赞颂等连篇累牍,大抵不经见于他书及文集者,举未可尽信"(《谱源》),这也是家谱资料在以往历史研究中被人漠视的重要原因。但不必因噎废食,只要细心考索,亦可探骊得珠。如汪道昆所修《汪氏十六族谱》,大半篇幅为《典籍》,内中又多为外人针对本族人物事迹的著述,验之史志,基本契合,对于研治宋元明文献不无意义,即以所收两首宋诗而论,有苏辙《题富山庙》一首,其《栾城集》卷十三题作《初到績溪視事三日出城南謁二祠遊石照偶成四小詩呈諸同官·汪王庙》,又有朱权《谒王墓》一首:"灵祠奕奕枕山隅,霸业英风武德初。尘扰中原方逐鹿,波澄六郡免为鱼。歌传桃李知兴废,身去枌楡妙卷舒。盖代功名遗诰在,谁将直笔纪新书。"则为《全宋诗》所失收,其中注朱权为惠州守,宋程珌《洺水集》卷一一《朱惠州行状》恰可为旁证,《全宋诗》据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仅载朱权诗一首《绍熙辛亥岁迁居星洲述怀》,《谒王墓》的发现,对于研究朱权来说,就显得弥足珍贵。
注释: [1]参侯扬方《生存压力下的人口控制行为--中国历史人口学微观研究的评述与再探讨》,《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2]详参王兆鹏《从〈永泰张氏宗谱〉辑录宋人佚文佚诗--兼说张元干籍贯及佚文价值》,《文献》2006年第1期。 [3]参顾燕《试论中国家谱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以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为例》,《家谱与中国文化:浙江家谱研讨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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