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浙江辛亥革命和民国草创时期，童保喧和吕公望是两个绕不开的人物，他们既有志同道合的坦诚合作，又有各事其主的分道扬镳。然而，童保喧享年33岁，留下的只有一部戎马倥偬中写下的日记；吕公望则相对高寿，享年76岁，在晚年陆续留下一些访谈和回忆录，其中对童不乏微词。本文作者针对《吕公望集》中的叙事，比对辛亥同人的回忆资料，力图理出事件的真伪，走出扑朔迷离的历史雾障。】
一
卢礼阳、邵余安两先生编校的《永康文献丛书.吕公望集》近日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十卷计三百八十余万字，其中对辛亥革命和民国初期的历史涉猎尤深。
吕公望（1879-1954），浙江永康人，原名吕占鳌，字戴之，清廪生。早年参加光复会，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曾任浙江督练公所科员。辛亥革命时，任浙军援宁支队参谋长。护国战争时，童保喧驱逐袁世凯在浙江的代理人督军朱瑞，吕公望在嘉湖镇守使任上回杭，先后任督军兼省长。1917年初，因吕公望重用同乡，排斥异己，夏超、周凤岐等人起而反抗，被逼辞职北上，授怀威将军，闲居京津。1918年5月，南方护法政府改组，逼辞孙中山大元帅之职，由岑春暄接替护法政府，吕公望遂于7、8月间南下，策反中央政府委派的援闽浙军童保喧部下陈肇英南投。事成后，吕公望任南方政府浙军总司令。1920年，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吕公望任南方政府（桂系）中路军总司令，讨伐由孙中山领导的陈炯明部（粤系），桂系失败，浙军被迫缴械遣散，吕公望转道香港至上海回京。此后，虽游走于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政权，但不受重用，因而淡出军界、政界，转而以经营实业为主。解放以后，曾任浙江省政协委员。1954年，病逝于杭州，享年76岁。
拜读《吕公望集》后，比对当年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发现吕公望在一些事件的叙述上，颇多疑点。尤其是针对童保喧（1887-1919）的陈述上，多微词龃龉。虽然，在杭州光复、出任临时都督这些关键的聚焦点上，已有大量当事人和史学家证明吕公望的错舛，但是，在一些具体事件的指向上，像光复会的成立，起义领袖推出，告示的来历，作为征信物的戒指、木戳的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它的作用等等，都给人带来模糊的区间，因而有必要借助史料，予以澄清。
二
首先的问题是光复会酝酿成立和“木戳”真伪问题。
吕公望在谈及光复会成立的这段历史时说：“一九〇五年（前清光绪乙巳）秋瑾拟仿照三点会暗号的办法，使每个同志都有一枚‘光’字头、‘复’字脚的戒指‘
’，彼此作为识别暗号。吕公望认为：‘这是有形迹的，容易被反动政府看破，在此时的伪官方捕风捉影地找革命党人，我们不能不审慎将事，以期顾全。’秋瑾亦与赞可。但她接着说：‘我们不可无一个名义，就定名为光复会吧。刊一个小木戳，用以征信’，光复会就在那时候出现了。”（《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3882页）
光复会是清末重要的反清革命团体，1903年陶成章等人酝酿于东京，1904年11月正式成立于上海，成员以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蔡元培任首任会长，核心手段是暗杀朝廷要员来动摇其统治。光复会初创于上海，浙江本土是光复会活动大本营、实际运作根据地，并非诞生地。1904年于上海成立后，陶成章、徐锡麟随即返浙开展本土布局。绍兴为浙江光复会核心中枢，徐锡麟创办大通学堂，将其当作浙地光复会的秘密总部，集中训练会党、武装骨干。1905年2—3月间（光绪三十一年春），秋瑾第一次从日本经上海回到绍兴。在绍兴由徐锡麟介绍正式加入光复会。1905年7月，秋瑾再次来到日本。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赤坂区正式成立，孙中山任总理，秋瑾以个人名义加入同盟会。1906年2月初（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因抗议日本“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秋瑾再次归国。1906年8月（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八月），徐锡麟获捐安徽候补道后，把大通学堂交给秋瑾主持。自此，秋瑾以大通学堂为基础，开展革命工作直至1907年7月就义。（见人民出版社，谢一彪《光复会史稿》）
从吕公望的自述可以看出，他主要交集人是秋瑾，而秋瑾实际掌握大通学堂是在1906年8月之后，吕公望却将其界定在1905年，明显错位。最重要的是光复会作为中国旧民主革命重要的政治组织之一，是经过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断探索、不断磨合形成的，怎么能儿戏般的一个“小木戳”就能定名出现的？
吕公望提及的“木戳”，除了作为光复会出现的标志物外，还借用秋瑾的口说：“刊一个小木戳‘
’，用以征信”（P3882），除此之外，又有多次提及。《吕公望亲笔稿P3861》中说，“并将秘密印信‘
’（五分方）统交童保喧”，《浙江光复丛谈▪吕公望口述 徐渭记P3811》“我即将兵符、私章交童保喧代拆代行。”在吕公望眼里，这个“木戳”不仅是光复会的征信物，还能起到“兵符”作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据秋瑾的弟弟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一文中回忆：大通学堂托名为养成小学体育师资，实则训练军官。内部编制，悉仿正式陆军，备为革命基本队伍。经常前来秘密聚会议集的主要有徐锡麟、竺绍桢、王金发、程潜等人。他们暗招壮士，编为八军。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别之，总名之曰“光复军”。熔铸金约（戒）指二十八枚，镌诗于上曰：
黄河源发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胡片甲留，轩辕神胄是天骄。
这二十八枚金（戒）指，分别发放给光复会员中的主要骨干，以作证信。
吕公望在《我在辛亥革命前▪P3843》提到此事：秋（瑾）欲筹十万元，制金戒指多枚，戒面镂光头复尾之“
”字，分贻同志，作为徽帜。余以败露事机为虑，坚止之。《吕公望亲笔稿▪P3851》再次提及：又一次秋瑾主张每个党员出英洋七元，交她打金戒指，用光字头、复字脚的“
”它做标志，到处可以认识党中人。我说：“清廷捕风捉影的拿革命党，如这种办法，是弄一个风该（给）他捕，弄一个影该（给）他捉了，这是断断不可以的。”
虽然吕公望说秋瑾打金戒指以为征信的想法被他劝住，但在秋宗章和傅孟（墨正）的回忆文章中都是事实存在。秋宗章文指出：“这些征信戒指主要分发给光复会的骨干。”杭州起义时任二标副官傅孟（墨正）亦有回忆：“当时浙江巡抚自办理秋案后，本拟按搜到的名册严厉惩办，经抚署总文案张让三力陈厉害，始免于追究。其时，我等同志，在队服务，亦不畏惧，仍沉着工作，仅将证件如背面刻有暗号的戒指和信件一并销毁。”（见《辛亥上海光复前后▪座谈会》）
通过上面当事人的佐证剖析，证信物是有的，他是“戒指”而不是“木戳”。然而吕公望否认戒指的存在，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这些“戒指”是作为征信物“分发给光复会骨干”的，吕公望没有得到也没有看到，说明吕公望在当时不要说是光复会的“创始人”，连骨干都排不上。但吕公望还是反复提及“木戳”，并将其提升等同为“兵符”。不过，从目前本人查找到的资料来看，此说仅止于吕公望一人，当年那些当事人没有第二个提及“木戳”。对其作用，吕公望是通过指责童保喧来确认的：“我即将兵符、私章交童保喧代拆代行”，童保喧“以光复会木戳在手，发号施令。”
绍兴逸翁（秋宗章）在《再续六六私乘》中说：“光复会自徐、秋两烈士殉难后，国内活动无形停顿，唯陶成章在日本设一办事处而已。然其时陶成章为同盟会成员，且陶素以宣传重于力行，故光复会徒有其名而已。”
光复会的存在有一个从初创、瘫痪到重建的过程。光复会的建立早于同盟会，在同盟会建立以后，由于宗旨目的的基本一致，就同兴中会、华兴会等其他团体一道，或以个人名义加入，或以合并的形式加盟同盟会。1907年，徐锡麟秋瑾案发后，以江浙志士为主体的光复会基本停止了活动。辛亥老人傅墨正在1961年6月由上海文史馆组织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座谈会上说：“秋瑾失败后，光复会的一切活动都以同盟会名义进行。”也就是说，之前徐、秋建立的组织制度和行动计划几乎处于瘫痪和废止状态。1910年，因陶成章同孙中山、陈其美等人在经费的募集和使用上产生矛盾，二者公开分道扬镳，光复会才重建于日本东京，正副会长是章太炎和陶成章。新建立的光复会，着重点转向浙江新军，以发动起义作为推翻清廷主要手段，逐渐在新军中形成以顾乃斌、朱瑞、吕公望、童保喧等为主要代表的骨干力量，然而却缺乏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以致于起义前夕还处于一团乱麻中。就拿吕公望来说，先是南下广西受挫，接着回浙又不待见，只能奔走于津京沪等地，寻找依靠。如果说这个“木戳”真的存在，而且能起到“兵符”的作用，可以拿在手上“发号施令”，那么，吕公望则完全可以自己用来统驭浙江的党人志士，节制指挥他们的行动，而不必自己到处受困受挫而仆仆于道途，看人脸色了。
三
其次的问题是杭州光复期间，吕公望离开杭州前往永康，以及童保喧出任临时都督的前因后果。
吕公望说：“吕公望出差期间，童保喧以光复会木戳在手，发号施令，兼之听了王桂林叙述各方联络经过情形，知人人情切向义，以为用不了多大力气，当可唾手而得省垣，于是心熏利禄，要趁吕公望回杭前快着先鞭，预为夺功地步。”（《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3828页）起义组织者之一的葛敬恩有过一段回忆（详见文史资料出版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后，上海同盟会负责人即派庄之盘、姚永忱到杭州，联系革命党人，推动起义。不过，杭州的革命党人连日开会都没有结果，到了八月廿八，会议又一次召开，除了决定派人运动八十二标标统（团长）参加起义外，吕公望提出，由他去处州缙云一带招借民军，攻打富阳，以诱杭州城内兵力出援，趁机发动起义。会后，吕公望就离开杭州去永康了。
上海同盟会负责人陈其美深知，要想在上海起义成功，就必须取得浙江的配合，为此，他心急如焚，在九月初又派黄郛、蒋志清（介石）、陈泉卿到杭州，紧急召集骨干开会于顾乃斌家,商讨起义的领袖推选及主要措施落实。
顾乃斌以有人要挟为由不干，朱瑞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褚辅成推荐的汤寿潜以远在上海到不了位而搁置。本来还有一个吕公望可以顶替。吕公望是童保喧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军校毕业后分配回浙，因热心革命，私自离岗去了广西桂林，遭到时任浙军镇统（师长）杨善德的通缉。到广西后也不顺畅，不久就被巡抚张鸣歧赶走了。好不容易通过说项回浙，又遭新军军官们排斥。因此出而奔走于上海、北京、天津等处，进行革命工作。武昌首义成功，听到消息后的吕公望激情澎湃，旋即回浙，与会策划光复事宜。但在运动即将成熟时，吕公望忽然来了主意，说要到处州缙云一带去招收民军。在几个深孚众望的领袖人物以各种理由推辞的推辞，出走的出走后，参加会议的童保喧呆住了。
眼看起义就要流产，童保喧脸憋得红红的，一气之下，说了一番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话，说得大家无话可说，只说：“伯吹（童别号）的话很有道理。”顾乃斌说：“伯吹的话很好，我们不妨就请伯吹临时担任一下都督如何？”童保喧那时革命历史和军队资历都还很浅，刚从学校毕业，实际工作时间才半年多一点。然而大家却都说：“好的！好的！好的！”童保喧眼看无法推脱，只能默然接受。
童的临时都督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任的。
葛敬恩回应说，在专制时代，造反是要杀头的，二三十岁的小伙子虽然满腔热血，究竟还没有真的干过革命这件事，如今真要举事了，临事而惧，自无不可原。好在大家还固守岗位，少有规避。仅督练公所科员吕公望借题回转永康原籍，说是去同他在处州缙云县的朋友吕逢樵商借革命队伍应援杭州。其实当时在杭州不但整个新军已运动成熟，连巡防队、警察，多数也已联系好了，此举即便出于必要，也难免远水救不了近火。即便来了，只有那二三十人，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吕原是负责联系抚台衙门卫队的，此时忽然走开，叫人很不放心。然而，吕公望没有因此而内疚，事后反而说乘“吕公望出差期间，童保喧以光复会木戳在手，发号施令，不假他人”，“童保喧趁我不在，连夜张贴布告，自居临时都督。”（《浙江光复丛谈▪吕公望口述，徐渭记P3812》）
成稿于民国元年五月顾乃斌的《浙军杭州光复记》记述：“军界各同志均到会，议决临时司令官为童保喧，参谋官葛敬恩、黄凤之、徐聘耕、王萼四人。……举定司令官后，并约定起事期间为九月十三日至九月十七日之间。”“会顾乃斌商准沪总机关部派来的黄郛等，拨用炸弹五十枚，七米里儿子弹三万颗，手枪五十枝，洋四千元，并告示旗子以及炸弹队若干人。……是晚（14日），黄凤之、徐乐尧、汪少初担任派人在通衢街巷粘贴告示。”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九月初十左右，庄之盘送来发难费三千六百元，吴文禧送来浙江都督印信，陈以义随身运送炸弹一箱。”
黄元秀《辛亥浙江光复回忆录》： “九月十三日，上海又派蒋志清（介石）、陈泉卿、庄志盘、董梦蛟、孙贯生、张伯岐等，带领便装同志约数十名，携带印信、旗帜、手枪、炸弹等由沪到杭。”
这些回忆录的指向都很明确，所有告示旗、都督印信等都是上海党人提供的，也是有组织进行张贴的。他们都是参与杭州光复的当事人，尤其是顾乃斌的《浙军杭州光复记》，出版于民国元年五月一日，离光复时间才半年，当事人都在，众目睽睽之下，是不能也不敢的作假的，而吕公望都是在三、四十年后的回忆，现在一起晒出来，由大家辨别好了。
杭州光复时任省咨议局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教育部长的马叙伦先生在《关于辛亥革命浙江省城光复纪事的补充资料》中说：“我首先读到我朋友斯道卿先生所写关于浙江省城——杭州光复情况的《辛亥革命杭州光复别记》，他是看钟丰玉、吕公望、张巡效三位先生写的关于杭州光复的记录后写的。他说：‘就我主观的看法，其中也有些不同之点。那时，吕公望先生不在杭州，钟丰玉先生又临时从上海来，只有张巡效先生始终在杭州，杭州的情况自然比较清楚。但和我一样，不能了解全面，那是限于当时的职务关系，无法作系统全面的叙述。所以，三位先生当中，要以张先生的一篇叙述最忠实了。’我又读了钟、吕、张三先生著作，我同意斯先生的说法。”马叙伦先生这一表态，说明对吕公望的说法是不认可的。吕在关键时刻离开杭州，不是杭州光复的亲历者，不了解起义的全过程。他的回忆如果轻易去相信，就容易被误导。
（方根2026.05.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