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话
在辛亥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孙中山先生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始终以“唤起民众”“振兴中华”为己任，广结天下志士，汇聚革命力量。浙江嵊县（今嵊州市）的童杭时（1877—1949）、童济时（1886—1943）兄弟，便是孙中山革命事业中重要的同道者——二人出身当地童氏望族，早年投身反清革命，以学识与行动践行民主理想，与孙中山先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种情谊不仅体现在共同投身革命的并肩作战中，更凝结于孙中山为童杭时题写“天下为公”“博爱”的精神馈赠，以及为童氏父亲童洁泉寿辰所作的贺寿诗中，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理想共鸣、道义相契”的生动见证。
一、剡东望族的革命觉醒：童氏兄弟与孙中山的理想契合
童杭时、童济时兄弟出身于浙江嵊县下王镇的童氏望族。下王镇旧为山水诗人谢灵运的游憩之地，唐宋时期属游谢乡。据《剡东童氏宗谱》记载：唐僖宗朝浙江山河节度使童良玉，为避黄巢兵乱，迁居至世外桃源般的剡东游谢乡（今下王镇一带）。此后，童氏家族枝繁叶茂，形成“十里童下王”的聚居格局，成为嵊东望族。
童杭时又名德椿，字萱甫，号愚隐、枕溪。他自幼好学，擅长古文诗词，弱冠之年参加乡试，中秀才。童济时又名德淼，字济川，号渠轩。他幼年同样勤勉向学，性情豪爽，常与杭时等兄辈纵论天下形势，以“闻鸡起舞”自励。兄弟二人的父亲童洁泉（讳圣功，字汝廉），以“居仁由义”的品行闻名乡里。他虽未直接投身革命，却极具开明思想，其“忧国忧民、教子有方” 的家风，为兄弟二人早早埋下了家国情怀的种子。
童杭时像
清末民初，民族危亡与社会变革的浪潮席卷全国，童氏兄弟在父亲的支持下，先后挣脱传统仕途束缚，投身反清革命洪流。1901年，童洁泉听闻徐锡麟执教绍兴府学堂，特意命童杭时、童济时从杭州方言学社转学就读，师事徐锡麟，并嘱托“当善事之”。徐锡麟素知童洁泉的家国情怀，对童氏兄弟格外器重，常密谈革命思想，将二人视为得意门生。1906年，童济时东渡日本，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其时孙中山在东京宣传革命、发起组织同盟会，童济时遂与孙中山结识，加入同盟会，成为早期同盟会会员。1907年，皖浙起义失败后，童杭时遭清廷通缉，赴日避难期间毅然加入同盟会，正式成为“三民主义”的坚定追随者，期间与孙中山先生结识，为后续深入交往奠定基础。
童杭时回国后，入浙江法政学校，以学习为掩护，与浙江光复会、同盟会建立联系，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童杭时联合学界志士，参与克复杭州之役。南北和议后，童杭时无意仕进，出任浙江共和法政学校校长，致力于培养法政人才。1913年，他当选首届浙江省参议会议员、国会参议院议员，曾联合国民党议员质问袁世凯调兵行径，并拒绝为袁世凯投票。袁世凯复辟帝制后，童杭时积极投身护国讨袁运动；国会被非法解散后，他再度赴日，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同时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获法学士学位。1917年归国后，童杭时先后担任国会非常会议议员、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深度参与护法运动，在宪法起草工作中展现卓越政治才干，成为孙中山身边重要的革命助手。1923年，他任国民党浙江省主持人，常与孙中山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参与护法运动、支持国民党革命活动。
武昌起义爆发后，童济时亦参与光复杭州之役。1912年，入浙江法政学校，同年当选为浙江省临时议会议员，参与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工作，审议通过《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该约法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具有完备体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性文件。此后，童济时历任金华、衢州、严州地方检事厅厅长，继任杭州地方审判厅推事。1916年，他参与谢飞麟组织的武装反袁斗争；1917年，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918年，任护法军政府大理院庭长（注：大理院系民国初年最高司法机关），曾兼代理大理院院长。孙中山决定北伐后，童济时奔走于广东、浙江之间，秘密联络同志、筹集款项，以谋响应。北伐战争胜利后，他在浙江、上海等地从事法律工作。1937年，日寇逼迫其出任伪上海市高等法院院长，童济时严词拒绝，返乡组织自卫队抗击日寇，以气节践行革命初心。
童氏兄弟始终以孙中山思想为指引，将个人事业与民族复兴紧密结合，这种精神共鸣为后续的墨宝相赠与诗章祝寿埋下了伏笔。
二、墨宝传情：“天下为公”与“博爱”的精神传承
“天下为公”与“博爱”是孙中山先生毕生倡导的核心思想，既是其对“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也是赠予革命同道的精神信物。童杭时作为孙中山极为器重的法治人才，成为少数获此殊荣的浙籍志士之一。关于这两幅墨宝题词的时间与背景，初步推测在1921年至1923年之间，这与当时的革命任务、童杭时的实践贡献深度绑定。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着手筹备北伐，革命形势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为巩固革命根据地、拓展革命影响力，孙中山委任童杭时为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浙江省主盟人，负责浙江地区的党务发展与革命动员工作。这一任命既是对童杭时多年革命贡献的高度认可，也赋予了他重大的责任与使命。
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公愤，童杭时坚决站在孙中山阵营，积极参与反对贿选的斗争——他奔走于浙沪各地联络乡贤、发表演说，揭露贿选丑行，以实际行动捍卫民主宪政，其坚定的革命立场与卓越的组织能力，深得孙中山赏识与信任。与此同时，孙中山正处于筹备改组国民党、酝酿新革命策略的关键阶段，亟需童杭时这类忠诚可靠、才干出众的骨干凝聚力量，题词之举既是对童杭时个人的肯定，更是对革命同仁的精神感召。
为表彰童杭时的革命功绩、重申共同理想，孙中山率先挥毫题写“天下为公”四字横幅。这幅题词以楷书书写，笔力沉雄，既彰显“主权在民”的革命宗旨，也暗含对童杭时“以公心治法律”的勉励——此后童杭时主持审理轰动全国的“黄慧如、陆根荣主仆恋爱案”时，顶住权贵压力作出公正判决，正是以司法实践诠释了“天下为公”的内涵。不久后，孙中山再为童杭时题写“博爱”二字扇面，字迹温润而坚定，传递“革命当以仁爱待民众”的情怀，与“天下为公”形成思想呼应，共同构成对民主革命精神的双重诠释。
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童杭时父亲童洁泉七十寿辰（农历六月十九日），孙中山又特意作《祝童洁泉七十寿》贺诗相赠。这一系列交往表明，“天下为公”“博爱”墨宝并非孤立的文人馈赠，而是革命领袖与同道者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精神契约”——既源于对童杭时个人才干的认可，也植根于共同推翻封建军阀、建设民主国家的理想追求。
三、诗贺贤达：为童洁泉寿辰的革命礼赞
如果说墨宝是对童杭时个人的认可，那么孙中山《祝童洁泉七十寿》的贺寿诗，则体现了他对革命志士家庭的关怀，以及对 “家庭支持革命”的肯定。童洁泉作为革命的“幕后支持者”，其开明与担当早已为孙中山所知，这首贺诗进一步印证了孙中山与童氏家族在这一时期的深厚情谊。
童杭时的父亲童洁泉是一位开明的乡贤，他早年便倾向革命，支持儿子们的革命活动。童洁泉生于咸丰五年（1855），出身望族。十岁丧父，母魏氏知书达礼，躬亲抚教。及壮才识过人，居仁由义，名闻乡里。生子杭时、济时，亲自课教，常以“作有益事，读有益书，光阴始无掷”为训。甲午战争后，他忧念国事，倾心革命，敬慕徐锡麟为不世之杰，深相交契。他虽未直接参与革命，却以实际行动为革命保驾护航，支持童氏兄弟东渡日本留学及革命活动。徐锡麟、秋瑾遇难后，清廷派兵搜捕童氏兄弟，村民恐慌逃亡，童洁泉挺身而出：“毋躁，祸至余任之，不累汝也”，独自应对清兵盘问，助子脱险。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更是慷慨解囊，资助童氏兄弟组织北伐民军，获浙督汤寿潜传令嘉奖。童洁泉素重教育，在乡首创养圣学校和育贤女校，推动地方教育发展，叮嘱回乡任校长的童杭时“提倡教育为当今急务，吾儿切勿因事难中止”，以实际行动践行“救国先启民智”的理念。
1924年，童洁泉迎来七十寿诞。此时孙中山正筹备改组国民党、创办黄埔军官学校、酝酿反军阀新策略，虽事务繁冗，得知消息后仍特意作诗贺寿。这首题为《祝童洁泉七十寿》的七言律诗，字里行间满是敬意（史料记载存两版，核心意境相通）：
版本一
阶前双凤戾天飞，览揆年华届古稀。
治国安民儿辈事，居仁由义我公徽。
王槐花照瑶觥䜩，窦桂香凝彩舞衣。
所欲从心皆絜矩，兰孙绕膝庆祥晖。
版本二
阶前双凤戾天飞，览揆年华届古稀。
治国安民儿辈事，博施济众我公徽。
王槐花照瑶觥䜩，窦桂香凝彩舞衣。
所欲从心皆絜矩，兰孙绕膝庆祥晖。
诗作跳出传统寿诗的俗套，将个人祝寿与革命叙事巧妙融合。首联“阶前双凤戾天飞”以“双凤”喻指童杭时、童济时兄弟，既赞二人革命有成，也暗颂童洁泉“教子有方”；颔联“治国安民儿辈事，居仁由义（或博施济众）我公徽”直击核心——前句肯定兄弟二人的革命担当，后句以“居仁由义（或“博施济众”）概括童洁泉的品格，称其为众人典范；颈联与尾联则回归寿辰场景，描绘家宴祥和、子孙承欢的景象，既贺长寿，也赞其“家风醇厚”。
这首诗后收录于《孙中山全集》（版本一：人民出版社版，据《中华民国诗三百首》辑入；版本二：中华书局版，据《国父全册》第四册《杂文》辑入），与同期墨宝共同构成三重重要见证——孙中山与民间革命支持者的交往见证、革命事业与家庭后盾的互动见证、传统寿诗与革命叙事的融合见证，成为研究二者交往的重要文献，更揭示了辛亥革命的重要维度：革命的成功，既需前线志士浴血奋战，更需后方家庭鼎力支持。
四、薪火相传：革命交谊的历史回响
孙中山与童杭时、童济时的交往，虽跨越十余载，却因“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而愈发厚重。这种情谊无关私利，纯粹基于革命信念的共鸣与道义相契，既展现了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识人慧眼与人文关怀，也彰显了童氏兄弟及其家庭的家国情怀。
从精神传承来看，孙中山先生的墨宝与诗作，共同成为童氏家族“革命家训”的核心精神来源。童杭时终身践行“天下为公”“博爱”理念，在担任最高法院民庭庭长、福建高等法院院长期间，平反多起冤案，拒绝权贵请托，是当时“司法界的清流”；童济时则以“宁死不事伪”的气节诠释革命忠诚，组织乡自卫队抗击日寇，保护了家乡百姓。即便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二人依旧坚守其遗志、接续奋斗：抗战胜利后，童杭时参与重组光复会，任副会长，继续为民主事业奔走；童济时则专注于维护战时司法秩序，直至病逝。
从历史价值来看，这段交谊见证了辛亥革命时期“领袖与民众、城市与乡村”的革命联动。童氏兄弟作为连接革命中心与浙东乡村的纽带，将孙中山思想传入嵊县，带动一批乡贤参与革命；童洁泉则代表了民间社会对革命的支持，其“毁家纾难、掩护志士”的行为，正是无数革命家庭的缩影。孙中山为童洁泉祝寿，实则是对所有“革命后盾”的致敬——这种对民间力量的重视，正是革命能够汇聚成洪流的关键。
这段革命交谊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记忆，更是 “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博爱济世”的人文情怀与“忠贞不屈”的革命气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尘封的往事，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这种传承激励着后人秉持初心、勇担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这正是孙中山与童氏兄弟革命交谊最宝贵的历史财富。
童杭时书对联
童杭时题写的“誓雪国耻”石刻
该石刻位于福州于山戚公祠内，是1936年童杭时任福建省高等法院院长时，借戚公祠落成典礼所题的抗日誓言，字大一米，鲜红醒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