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童富军，宁海前童古镇人。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优秀政治教师，宁波市银辉金牌讲师。宁海县方孝孺研究会会员。宁海县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员。宁海县前童古镇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首任会长。1985年在宁海中学参加工作。历任团委书记、政教主任，校长助理。1998年任跃龙中学校长。2002年调任柔石中学校长。2010年调任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宁海学院院长。兼宁波电大社科联副主席。被评为宁波电大办学40年十大杰岀校工。致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监所教育及地方文化研究，主持参与省市课题研究十余个，发表论文近三十篇。这是童富军先生为前童镇党政干部所作的《方孝孺与前童》讲座，现经整理，形成系列专题，供方学研究者共享。
金华浦江郑义门儒学治家数百年，实行共财聚食，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族集体所有，个人不得私置田产、私积货财，60岁以上免去劳作，由宗族赡养。三世祖郑绮临终前，召子孙于先祠，刺指血滴酒中，次第饮之。誓曰：“吾子孙有不孝悌，不同釜炊者，天实临殛之”，言讫而逝。郑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揭开了郑氏家族尚义一门、十五世同居、共财合食长达360余年的历史帷幕。人们尊称郑绮为郑氏“同居一世祖”。南宋孝宗皇帝，旌表郑绮孝义治家，赐号“冲素居士”。 元朝廷旌表郑氏为“孝义门” 意在为全国大姓巨户立表树范。
洪武十年（1377年）方孝孺追随恩师宋濂到浦江郑义门。郑义门那九世同堂、共财共食的和谐景象，历经三朝更迭而依然繁荣昌盛，令方孝孺内心深受触动，满怀敬仰。他不仅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与研究，更竭力探寻这乡村家族自治背后的智慧与奥秘，期盼有朝一日宁海也有像郑义门那样的家族的出现。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太祖朱元璋御赐“江南第一家”，家族荣耀达到了高峰。这不仅是对郑义门家族精神的极高赞誉，更是对其家族治理模式的肯定与推崇。两年后，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朱元璋再次赐予郑义门一块御匾，其上镌刻着“孝义家”三个大字，下款还有两行小字：“江南风土薄，惟愿子孙贤”。这不仅寄托了朱元璋对郑义门后代的殷切期望，更彰显了其对孝义文化的深厚情感。此“孝义家御匾，至今仍熠熠生辉地悬挂在有序堂的正中央。方孝孺听闻此消息，立即赋诗《郑义门》，表达敬仰之意：“丹诏旌门巳拜嘉，千年盛典实堪誇。史臣何用春秋笔，天子亲书孝义家”。此诗不仅表达了方孝孺对郑义门家族精神的崇敬与赞美，更寄托了他对孝义文化世代传承的美好愿景。
从《塔山童氏谱志 ．大事记》中记载，童伯礼的父亲、童氏六世祖童释卿于洪武元年（1368年）去世，葬于南岙石镜山麓。童伯礼为了尽孝道，便在父亲墓旁筑庐，其子孙轮流为之守墓。洪武十三年（1380年）塔山童氏发生四件大事：童伯礼四兄弟已分家，此时又合为一家；童伯礼于慧明寺旧址建谨节堂；童伯礼建石镜精舍与南岙；罗氏太婆率子建童氏祖祠。为什么塔山童氏在这一年突然作出这么多重大决定与行动？ 原来是童氏的舅爷方孝孺就在此时学成归省，回宁海了。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23岁的方孝孺拜别恩师回到家乡，一方面寻求“真儒在用世”的机会，另一方面走亲访友，特别是开始了与前童频繁走动、交流，开始了方孝孺对浦江郑义门自治故事在前童的推介，也开始了指导童伯礼家法浦江郑义门家族治理模式的实践步伐 。
一是合家共餐。
童伯礼年长方孝孺20岁，他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彼此间无话不谈，情谊深厚。方孝孺尤为珍视地向童伯礼及其兄弟们分享了自己在浦江郑义门求学的那段宝贵经历，这段经历不仅为他积累了丰厚的学识，更是一次心灵的深度洗礼。他满怀深情地讲述了郑义门三世祖郑绮如何以非凡的智慧凝聚人心，开创出九世同堂的壮丽图景。这不仅仅是一段郑氏家族内部的佳话，更是一个蕴含团结、和谐与传承深刻哲理的寓言。它告诫世人，唯有家族成员心志合一，共同努力，方能携手共创更加辉煌的未来。
童伯礼四兄弟聆听方孝孺的讲述后，内心深受触动。他们深刻意识到，尽管家族已分家立业，但血脉相连的纽带和共同的家族荣誉始终将他们紧紧相连。于是，他们毅然决定效仿郑义门的典范，恢复合家共餐的传统，以此强化家族成员间的联系，共同应对生活中的风雨。这一决定不仅彰显出童伯礼四兄弟对方孝孺的深深敬意与信赖，更凸显了他们作为家族领袖的卓越远见与担当精神。他们深知，唯有团结一致，方能跨越重重困难，迎来家族的繁荣与兴盛。
方孝孺分享的郑义门九世同居的动人故事，不仅深深启发了童伯礼兄弟，也为他们之间的友谊增添了新的光辉。他们开始更加频繁地交流心得，共同探寻家族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方孝孺的悉心引导下，塔山童氏逐渐凝聚起共同的价值观与家族精神，为家族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石。这段佳话，成为了后人口中传颂的典范，激励着每一代人不断前行，共同书写家族更加辉煌的篇章。
二是创办石镜精舍。
童伯礼在与方孝孺交流中，深深感知郑义门复兴最重要的环节就在于办教育，培养人才。方孝孺还发现前童南岙与前童隔溪相望，环境幽静，与东明精舍选址很相近，很适宜读书。洪武十三年，童伯礼决定将南岙父亲的墓庐改建为童氏子弟读书的地方，这一决定不仅体现了他对教育的重视，也为方孝孺后来在前童教书埋下了伏笔。方孝孺先生效仿东明精舍，为之命名：石镜精舍。后来又受童伯礼的嘱托作《石镜精舍记》，记录下他创办石镜精舍想法和做法，以便告知后世的人：“邑士童君伯礼，既以礼葬其父于舍南之石镜山。与三弟谋，合赀产共釜鬻以食，取古礼之宜於庶人者，以次行之。复恐后之人未能尽知其意而守之勿变，乃即石镜之阳为精舍，聚六经群书数百千卷，俾子侄讲习其中，求知心修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属余记其说，以告来者……”
青年方孝孺心怀治国平天下大志，准备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当时的他虽然为前童的教化出了很多注意，但根本没想过准备在前童乡野教书。然而他在命运的捉弄下屡遭不幸。洪武十五年，方孝孺好不容易得到面见皇帝的机会，却未能被录用。这对于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不久后，方孝孺的叔父方克家受人陷害，方孝孺也牵连其中，全家被押送到京城审判问罪。虽然最终因朱元璋的恩惠得以放回，但这次经历无疑让方孝孺身心受挫，梦想也似乎离他越来越远。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打击后，方孝孺终于意识到，他需要先解决生存问题，才能有能力去追求更大的梦想。于是，在洪武十八年，他答应了童伯礼的邀请，来到前童教书。这一决定，对于方孝孺来说，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新的开始。
三是建造童氏宗祠与谨节堂。
童氏四兄弟在郑义门九世同堂的传奇故事中，汲取到了宗祠对于家族深远意义的深刻启示：它不仅承载着家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更是家族向心力与认同感的强大源泉。这一洞见让他们深切认识到，建造一座宗祠对家族的长远兴盛至关重要。在母亲罗氏太婆的慈爱与支持下，童氏四兄弟毅然决定启动塔山童氏宗祠的建设工程。
方孝孺先生被童氏家族的团结与凝聚力深深打动，他慷慨解囊，不仅亲自设计了宗祠的蓝图，还精心制定了祠堂的祭祀规程。然而，面对塔山童氏当时人力物力的有限，建造一座宏伟宗祠显得尤为艰难。为了克服这一难题，童伯礼兄弟展现了非凡的智慧与节俭精神，巧妙地利用慧明寺遗址的木料，将其化腐朽为神奇，用于宗祠的建设。正如清代齐周华在《宁海童氏宗祠记》中所记载：“宁海塔山童氏，其宗祠建於前明洪武，其制度定於正学方公。”
同时，童伯礼兄弟还在慧明寺旧址之上，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新居，取名“谨节堂”。寓意着节俭自律，彰显了童氏家族对家族成员道德修养的高度重视。方孝孺先生特为“谨节堂”撰写了《谨节堂铭》，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童氏家族的敬佩与祝福：“天道在人，为心之仁。仁道之大，始于事亲。事亲能养，谨节为贵。谨则无忧，节则不匮。……宁海童君，以是铭堂。养亲其间，华扁煌煌。我作斯铭，用扬厥德。有过其闾，为我必式。”
塔山童氏宗祠与谨节堂的落成，不仅为童氏家族提供了一个缅怀先祖、传承文化的圣地，更成为了家族成员情感交融、心灵慰藉的港湾。它们见证了童氏家族的团结与奋斗，也激励着后世子孙不断进取，共创家族更加辉煌的明天。这段历史，如同璀璨星辰，永远照亮着童氏家族前行的道路。
方孝孺先生对郑义门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不仅在前童积极推广郑义门那独特的家族治理智慧，更是亲身力行，为塔山童氏的崛起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石。塔山童氏也没有辜负方孝孺先生的殷切期望，他们不仅深刻领悟并传承了他的思想精髓，更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使其焕发出新的光彩。
明朝时期，皇帝亲赐“孝义家”之匾给郑义门，以此表彰其家族内部孝悌之道蔚然成风，义举频出，堪称世间楷模。而到了清朝，塔山童氏则因其在履行社会职责方面展现出的“向义效忠之勇”，被皇帝特别赐建“忠义坊”与“忠义祠”，这不仅是对其家族荣誉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其社会贡献的崇高赞誉。
郑义门在其最为辉煌的时期，十五代人同堂共居，三千余口人共同分享家财、共进餐食，成就了一段难以复制的家族传奇。而塔山童氏，则从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四兄弟小家庭，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一个拥有上万人口的庞大村落，成为童姓族人最大的聚居地，其发展历程同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通过对比分析郑义门与塔山童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方孝孺先生所倡导的郑义门家族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这种治理模式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家族内部的和谐与稳定，增强了家族成员之间的紧密团结，更为家族的长期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同时，它还极大地激发了家族成员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在维护家族荣誉的同时，也为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种治理模式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文/ 童富军
图/ 历史资料
童方根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