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灯在义乌已拥有近百年的历史，当年创办的知情人都早已作古，其史料也早已湮没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少有人知晓了……但饮水思源，我们有责任搞清楚当年是什么人、什么时间最早点亮了稠城的第一盏电灯，更有必要铭记百年前先人们办电的困难与艰辛。

       经过多年的追寻，最近，笔者在浙江省档案馆找到劫后余生的名为“义乌电灯公司”的两宗原始档案，基本还原了这段历史。档案显示，民国义乌的电业史，不仅是一段艰辛的创业史，也是一段激烈的商业竞争史，更是一段新旧技术与观念的转变史。

       2020年笔者曾在《民国童氏兄弟办电记》一文中初步考证，稠城镇首次涉电的时间有四：义乌供电公司“电力发展大事记”标注为1926年；日本昭和10年满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调查科《中华民国电气事业》记录为1927年；《金华电力工业志》刊载是1928年；民国25年实业部《实业公报》记载是1929年。以上四种说法，究竟是哪一年，在稠城点亮了第一盏电灯呢？

       据1987版《义乌县志》与2012年版《义乌市志》载，民国15年（1926），稠城镇商办义乌发电厂就已经购进机器设备进行发电了。

       但这次新发现的档案显示：民国16年（1927）7月义乌电汽公司（又称电气公司、电灯公司）开始筹办，当年的12月6日正式向省建设厅呈请立案报告，至民国17年6月15日，义乌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察人等呈称“现各种工程加工预计一个月后得以竣工”。也就是说，1928年7月，义乌电灯公司工程已经完全竣工。虽然义乌电灯公司好事多磨，于1929年10月才正式完成注册登记,1930年5月才计发民字第75号电气事业执照，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义乌电灯，早已时不我待。档案显示，民国17年（1928）上半年，义乌电灯公司已经为义乌县立初级中学安装了110盏电灯，表明此时已经开始试营业了，义乌县城许多区域已经亮灯了，义乌市政也开始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因此最新结论，不是1926年(也许1926年已经有人开始筹划)，准确地说是1928年上半年，才是稠城最早的亮灯时间！

 

 

        在《民国童氏兄弟办电记》中，笔者曾考证：童子联（号必挥、名文奎）、童子照(名文星）兄弟是稠城最早的办电人；童子联是主要发起人、投资人与决策者，童子照是经理，直接负责生产经营。龚琛是合资创办的大股东之一，陈梤、胡纯道、陶伯玉等商界人士都是筹建人（或也是股东）。

        最新的资料表明：浙江实业家、义乌西门人童子联、童子照兄弟是主要的办电人，当年商界皆知义乌电灯公司是童子联创办的产业，但童氏兄弟一辈子未分家，电灯公司具体事务基本上由其胞弟童子照出面。此外当年还有许多参与人员：

       （1）1927年12月筹办之初的四名发起人有：主要发起人童子照（年40岁，原籍义乌县，当时住兰溪）；其他发起人有周吉洪（年39岁，原籍宁波），楼维元（年33岁，原籍义乌），梅永武（年29岁，原籍义乌）。童子照是童子联的胞弟，他代表了童氏兄弟，担任义乌电灯公司的经理；楼维元是东门楼姓，当时的义乌商会会长楼虎臣的本家；梅永武也是义乌商会骨干，1946年抗战胜利后，政府指定他为整理恢复义乌商会的骨干成员之一。

       （2）民国17年6月时，义乌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有陶锡玙（字伯玉，开有南北杂货店“陶顺昌”，1940年当选稠城镇镇长）、梅永武、张福祥、王洪斋，监察人有楼维元、黄菊友等。

       （3）民国18年商办义乌电灯公司经理是童子照、协理是龚琛（龚聚源老板，1946年后曾任义乌商会会长）。1939年童子照病逝后，1940至1942年5月间后期经理是义乌石塔鱼头人龚济理。

       （4）义乌电灯公司创办时聘请的技术员是郑贤庆，籍贯浙江镇海，年龄三十三岁，上海吴长泰鸿记机器制造厂实习出身，曾任英商茂成洋行机器部设车司上海沪江大学电汽部主任，时任义乌电灯公司主任技术员,后曾调任同为童氏兄弟创办的武义电气公司主任技师。上海仁记机器制造厂出身的义乌籍王孚文，也曾任义乌电气公司技师。义乌电灯公司后期主任技术员为新马路人丁樟贤，童子联、童子照兄弟的亲舅舅。

       （5）公司庶务是童芹香，女，义乌西门童氏，住义乌西门童大宗祠后进西厢。另有江湾人吴暄辉1936年6月时亦为公司庶务。

        从城绅陈榥、商会长楼炳文(即楼虎臣），到陈梤、胡纯道等商界名流，再到童子联、童子照、龚琛、陶锡玙、梅永武、张福祥、王洪斋、楼维元、黄菊友、龚济理、王孚文、丁樟贤、童芹香、吴暄辉等具体投资人与办电人，义乌电灯公司虽名为童子联、童子照兄弟创办，其实几乎聚集了当时义乌工商界主要的精英分子。当年义邑办电，实在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电灯公司虽为公共事业，但因其为新生事物，其兴办并非一帆风顺。一边是见多识广的一群社会精英，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与技术，勉力改造义乌落后的市政面貌，一边是商民中普遍存在的封建落后的传统守旧观念，还有同行间存在的激烈的商业竞争。义乌电灯公司为什么1927年已经筹办，两年后的1929年才得以正式注册？这里面还有一段各方角力、曲折坎坷的故事。

 

       义邑地虽偏僻，然在陆道而言,东界东阳、北邻诸暨浦江，西与浦江金华毗连，南与金华永康接壤，至于水道，则上通东邑，下达金兰，直通杭沪，年来商业竞争百业设备已非昔比，独与电灯一项尚付阙如，于谋市政振兴，不无缺点，而于商店住户仍燃旧式灯油，尤感不便，究非振兴实业之道，抑亦为商界之憾点也……创办电灯以求晚市之光明，达到振兴市政之目的。是于电灯之设，诚为当务之急。

 

       有鉴于此，义乌籍民国浙江实业家童子联、童子照兄弟深为遗憾，他们见多识广，高瞻远瞩，决定改变这一落后面貌，于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七月间，召集同好一再磋商，邀集城区绅商各界共同筹办电灯事业。其时县城巨绅陈榥、县商会会长楼炳文(楼虎臣）等一致赞同，众志佥同，无有异议，即经于七月间发起组织义乌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公勘地点，选中绣湖南畔一片空地，一边商议购地，一边公开招股，一边赴沪聘请工程师。因工程师另有他就，只得再次赴沪物色，并乘便购置进口电机等设备，签订购机合同，待新工程师到义，乃详细规划准备各项资料，准备遵照公司条例呈报县府并转呈省府立案审批。

       正当众人按部就班、紧锣密鼓地筹备之时，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义乌城乡突然出现一批传单，称童氏“创办电灯，有害地方，房坍地震，与夫生命财产等”，一时间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原来，有当时共同创办赞成人施雨田之叔父施国荣，愿将己有园地及柴房数间（系与公众勘定地点相近），硬要出卖与筹办人，但其价格异常抬高，意图渔利。被拒后，施国荣遂造谣言，印发传单，冀图破坏，幸地方公论不为哄动。

       施国荣，时年五十二岁，义乌县西门街人，寓住杭州新市场花市路二十一号。施国荣一计不成，情更难已，民国16年11月又自署施国荣等十人（余九人皆为义乌西门商民：陈德松、胡延尧、陈子祥、方梧森、陈贤豪、王佩珊、杨逊卿、陈啟英、陈啟禄）之名义，仍以前项印发传单所控之谣，具书分呈县府、县党部、县警察所，请求制止童氏创办电灯，未能呈准。

       于是在民国16年11月，施国荣等人上书浙江省政府《书为义乌电灯公司设在城内，有害公安，未经政府允许擅自开工，请求饬县谕令停工并移厂址事》：

       窃查电灯公司为政府特许经营之事业，故创设电灯公司必须先聘定合格工程师，购定良好机器，择定相宜地址，连同计划书绘图贴说，呈请政府验看，予以允许后始得从事营造，盖所以杜私人之把持，并保护公众利益也。乃义乌童子照等创设电灯公司不遵定章先行呈情政府立案，擅自开工建造，究竟工程设计是否相宜？工程师是否合格？以及机器之良否？均属茫无稽考，显系有意欺朦。且其厂址在城内西门街湖山境地方，此地住户节节连续，系人烟稠密之处。该电厂地址狭小，四面无余地，邻户均供其牺牲为侵略，在县涉讼者已有数起，足见纠葛之多。而该电厂所用机器为柴油机，声之震动较各种机器为甚。民众安宁大有妨碍，机器污水之排洩尤复害及饮料。伏查电灯厂依列应设在空旷地方，且四周应有余地，义乌城内区域本小，环城附郭各地设厂相宜之地甚多，自不应择于城内人烟稠密之区设立电厂，致民众利益无端被其牺牲。现该电厂机器房已在动工，民等聚处于斯利害切身用，特联名具书请求，钧府俯念民艰，准予饬县谕令停工，并将厂址迁移于适宜之处，以保公共安宁，且杜私人把持，谨呈浙江省政府建设厅。        
   

       这次，施国荣偷换了“开工”概念，混淆“筹办工程开工”与“营业开工 ”之区别，再行上诉。民国16年11月18日，省政府建设厅再次收到施国荣等呈文《书为义乌电灯公司有碍公安饬县令停工》。

      “未经政府允许，擅自开工，且有害公安”，这还了得？民国16年11月省建设厅批施国荣等：查阅档案，童子照等创办义乌电灯公司并无经过呈请注册立案手续……仰候义乌县长秉公查复。同时令义乌县长：案据该县公民施国荣等书称，童子照等创设电灯公司有害公安，违背电气事业取缔条例，未经呈请核准立案，擅自兴工，请求依法饬县谕令停工，并移厂址等请。

 

       施国荣一边逐级上告县府、省厅，一边火速召集了王在明（25岁，义乌县柳五下人，时住浙江内河水上警察局）等人成立了一个振兴电灯公司筹备处，聘请黄六三为技术员，匆匆草拟了电线联络图、工程计划书、工程概算书、企业意见书等，于民国16年11月16日抢在童氏兄弟之前，越过义乌县府，直接向省建设厅呈请立了案。

       待义乌电灯公司资料准备妥当，即通过义乌县府转呈省建设厅要求立案。民国16年12月6日童子照、周吉洪、楼维元、梅永武等呈请省建设厅《义乌电灯公司发起人童子照书为创办电灯振兴市政请立案》，计呈送禀请书四份、公司章程四份、各项工程办法机械器具程式书四份、购买发电厂基址场所说明书四份、发起人认股书四份、股东名簿四份、调查报告书四份、选举章程及附送文件四份、营业概算书四份、股票式样四份、注册费银60元。省厅收到申请的时间是民国16年12月8日，已经比王在明迟了好多天了！

 

       “前王在明拟办，后童子照等亦以同情书请立案，究竟熟先熟后？是否各争权利？”省建设厅请义乌县彻查，以明真相。

       当时的代理义乌县长汪崇幹得令后，随即派科员范琳等去实地调查：

       本委员先往本城泗洲境亨盛肉店讯问，因该店门首贴有振兴电灯公司筹备处字样，答称，此事须问施国荣，即予接洽，旋据施国荣声称，王在明等均不在家。本委员先询以创办电气事业者事实上必先具备之要点，如地址、股资、股份总额、以及股书类、收缴股银簿记、股东名簿等项，施国荣惟仅引至南门外指定麦地一处，称系伊家己地，为振兴公司之地址，其他种种，既未据该施国荣提出确切证明，惟仅据称股东部分将来不难招足等语。
       本委员又至义乌电灯公司筹备处以同一各点讯问。据该公司代表经理人楼维元声称，以本公司创办是业均依法定手续慎重将事庶几事求实际，非若施国荣因屡向本公司意图索诈不遂之故，挟嫌虚构事实，造成具书图越级省政府混请立案，并据检查创办原啟招股简章、认股书之存根、股东名簿、收缴股银簿据、购机合同，此系抄存原件，据称已呈案，以及其它各种书图等件交请查核，本委员逐一亲自检视，尚称合法完备。至于该公司房屋虽未竣工，但已具有规模。未设置电机电杆，并一切使用电气工程之设施。此为实在情形也。

      调查结果：童子照与王在明等先后创办电气事业，显系是二并非是一。核义乌电灯公司之代表经理人楼维元所称各节不为无因。复向本城商界博访周谘，亦大都以义乌电灯公司谓系事有实际，而所谓振兴电灯公司则反是云云。
       查此案内幕，双方均有不周之处。义乌电灯公司厂屋，虽将完竣，但未呈准有案即擅自开工，实有未妥，且呈请备案亦较振兴公司为迟。至振兴之组织原意如何？自也不得而知，惟按诸目前情形，除设立筹备处向政府呈请立案外，其他关于工程购置等似无进行。且义乌县城偏小，居民不多，商业不振，不能同时有两公司可以设立，也系实情……

       民国17年1月19日，代理义乌县长汪崇幹据此据实上报省政府。童子照等亦呈报申诉文致省厅，详细解释了迟报的缘由，指出：

 

       此次王在明之混请立案，尤为施国荣最后之举动。四点可证：一、所称振兴电灯公司地点，即为施国荣家私有南门外时被水冲之大水地。二，地方绝未闻有振兴电灯公司招股创办及其它法定手续之表示。三、此次委员到地调查时，并无署名王在明等或相当发起人暨代表人出而陈述，仍独由施国荣一人出而混辩。四、王在明等之呈请，竟不照章将图书等件送由地方主管官厅核转，惟混称日分呈，显图蒙准。是义邑创办电气事业，呈请先后问题，商民自发创办义乌电灯公司，原应呈请立案，以符法例，但因其时股份尚未猝时招足，于法未便贸然先行混请，又因赴沪聘请工程师到义，对于工程设施最为重要，正在详加计划间，而该工程师又另有他就，中辍不已，复赴沪物色，并乘便购就电机，订立合同，庶于呈请案内应列电机名称不致更易，并得照章随呈，原订购机合同，以资证明，而免驳诘。比该工程师到义后，悉心计划，分别拟具各项图书缮摺，呈请县府核转在案，呈请稍落王在明等数日之后。
       施国荣挟嫌虚构事实，破坏地方正当之电气事业，图洩个人搞诈不遂之私念……

 

       因工程紧迫，民国17年3月8日义乌电灯公司再次兴工，施国荣即于9日书请义乌县政府及警察所勒令停工，奉县批准予令饬停，及警察所一再派警谕令停工。

       3月26日，施国荣又向省府举报义乌县政府有意袒护，未经立案前，设施工程未强制停工又不依律惩罚，藐视钧令。

       3月27日省政府、省建设厅收到义乌电气公司电报（130字，发自浦江）《施国荣意图敲诈请派委秉公查复》：杭州省政府钧鉴，窃商等为振兴市政创办义乌电灯公司，曾迭呈在案，因被施国荣串出王在明虚文越级请向钧府立案，兹奉令县调解，乃王在明避不应召，仍由施国荣嘱戚龚笃甫、陈和卿出席，绝不表示进行电气事业，惟对汪县长要求商等千金作酬，其为意图敲诈已属显然，乞迅派委秉公查复。义乌电汽公司童子照等叩有。

 

       3月28日省政府文：“该施国荣等所称如果属实，殊属不该……仰该县长查明依法办理。”

       民国17年3月30日义乌代县长汪崇幹奉令调解，县长召集义乌电灯公司与义乌振兴电灯公司双方代表童子照、王在明到场，并函邀商会长楼虎臣、陈乐芗及地方士绅龚献廷、陈左三、龚子泉、施畇田等开会讨论，当由双方各得谅解，所有振兴电灯公司一切损失由义乌电灯公司负担，一面由振兴公司自动具呈省府请求销案，准义乌电灯公司立案营业。当日县长将调解结果报省建设厅与浙江省政府。振兴公司原案取销，正式退出恶意竞争。
 

 

 

      民国义乌电灯公司的经营规模与经营状况，我们可以先从其章程窥其一斑：

 

 

      民国19年3月，浙江省电气局曾组织专家对义乌电灯公司进行实地调查，这是其调查报告、企业意见书、营业收支概算表、工程计划书、创业概算书等摘要，从这些资料中可以基本了解该公司的经营状况与规模。

 

 

       民国19年4月，省建设委员会派员到义乌检查义乌电汽公司后发文：“尚与所报相符，应准予给照，惟具查电厂无避雷设备”，应增加该设备。民国19年5月8日，浙江省政府主席张人杰、常务委员朱家骅、程振钧等签署发给义乌电汽公司民字第75号电气事业执照一纸。

      义乌电灯公司筹建发电厂时曾发行股票120股，每股60元，后来扩股至280股共14400元大洋，白天碾米磨粉、晚上发电照明，业务不断发展壮大。从开始的灯户150户、280盏电灯，至1939年义乌与佛堂两个电灯公司合计用户增加至1200多盏。

       据义乌市档案馆现存的民国35年8月由公司负责人童子联之继承人童泳铭填具的《收复区电气事业登记表》载，1942年5月日军侵占义乌，日本人看中童子联在军政商界的声望，强迫其担任伪义乌县维持会会长，童不愿当汉奸，被日本人逼亡，“义乌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全部机件器物皆被敌搬运一空，厂房亦遭尽拆，仅存基地一方”。从此，义乌县城重新陷入黑暗之中，直到义乌解放以后。

 

 

 

 

 

        民国时期义乌县地图所见不多，城区地图更为稀见。笔者有见民国37年（1948）《义乌县全图》中的《义乌城厢附图》是比较清晰专业的县城图。上图是《义乌县电灯公司营业区域图》，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义乌县城区图》。笔者考证它是民国16年（1927）义乌电灯公司技术员郑贤庆，根据当时内部测量绘制的义乌城区图标注红蓝线改制而成，红线为区域界线，蓝线为线路分配，由于地图复制成黑色，加标的红蓝线无法区分，但整个义乌城区的分布还是相当清晰的。该图比1948年《义乌城厢附图》早了21年，真实地记录下了1927年间的历史地理信息，因而弥足珍贵。

       为什么说它是1927年的地图呢？因为该图中义乌中学位置标示为“中山中学校”。据记载，1924年6月至1927年8月，是义乌中学筹建时期，学校初拟名“义乌县立中山中学”，1927年9月1日正式开学时定名“义乌县立初级中学”(简称“义乌中学”)，而义乌电汽公司筹建时间有档案记录的最早为1927年，故此图绘制时间当在1927年8月以前，该图也可以标示为《1927年的义乌县城区地图》。

      该地图记录的历史信息比较丰富。以二万五千分之一比例尺，将义乌县城浓缩在方寸之上。县城的主要街巷、城门、河塘、湖泊基本都有绘制，今人熟知的县前街、朱店街、西门街、北街自必不可少，今人陌生的东门街（县政府东侧后诸巷）、牌楼巷(徐陋巷)等也有标示，且与后来称呼完全不同。朝阳门、文明门（南门）、庆云门、通卫门（通惠门）、拱宸门、迎恩门、湖清门七门俱足，重要地标如县政府、金山岭顶、驿堪下、八角坟、天官第、荷花心、城隍庙、东岳庙、节孝祠、塔下寺都有明确标示，更有今人多有不知的郑公墩（方位在建国后的义乌中学操场），还有标示为“湖塘”的绣湖，正是历来民间对绣湖的俗称。

       尤其难得的是，该图将当时的城区学校一一标注，除了中山中学外，还有庆云门边的求是小学、绣湖边的绣川小学与第一小学、金山岭顶的江夏小学、赶婆桥的武陵小学、县前街的县立女子小学校等，还有文明门附近的文明小学与北街的恩德小学。据现市教育局金佩庆老师称，民国时期的文明小学与恩德小学，历史资料缺失，此图是该两校目前为止首见的历史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义乌电灯公司作为公共事业，在主要街道安装了路灯，且全城路灯不收费，对政府机关灯作了七折至五折不等的优惠，对学校更是采取了相当优惠的措施。县立初级中学1928年上半年，便委托电灯公司装置电灯110盏，每盏装费照定价八折减算，灯费照定价六折减算；上图中详细标示的各个中小学，都是电灯公司计划装灯的重点单位；这些既为师生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更显示了电气事业对教育事业的巨大支持。

        至于义乌电灯公司方位自然是本地图必须首先重点标明的。电灯公司位于绣湖南畔（旧属西门范围），其东北与西南都有大片空地，一面临水两边空地，仅其南面才有民房，根本不是上文施国荣所讲的那样“人烟稠密之区”。这样布局，既便于临近绣湖取水，又对附近百姓影响较小。

       日军侵占义乌之前数年，义乌电灯公司还在附近西门童宅山背（义乌县城制高点）安装电笛（防空警报），既方便又经济实用，在日机数次大空袭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及时报警，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注1：官利制度是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中的利润分配方式。“按照定律，公司未有盈余，不得移本作息，然吾国风气未开通，各省商办实业、公司自入股之日起，即行给息以资激劝，以广招徕。”在中国历史上，一般把强制性红利的部分叫“官利”，这部分是不管经营状况如何都必须给的；而根据盈亏状况灵活决定的红利部分叫做“余利”，这部分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并且不同股东的余利与其股本之比也可能不同。

 

                                                      （作者：义乌市收藏协会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