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扶风县城隍庙的碑林中，有一块“与民休息”的石碑。说到该碑，不得不提民国时期的人物童曙明。童曙明是满族人，出生于1885年，祖上几代曾在西安做官。由于家境优越，早年在日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回国后走上仕途，先是在宁陕县任县长，后来到扶风任县长。尽管从政，但其性格柔而和善，生活简朴，被百姓称为童善人。

      《扶风县志》中记载，民国22年（1933年），时值关中大旱，颗粒无收，虫灾、瘟疫蔓延，人口锐减，扶风县人口由16万递减至不足10万。童曙明到任后，先亲查灾情，据实上报省府，请求减免税赋。久未见复，后悉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由凤翔返回西安途经本县，即与王子范、杨发荣等人商定，在县西门相聚迎送。邵到后，他面诉灾情，声泪俱下，请求免除本县粮款、税捐。邵为之动容，答应回省后商定。几经奔波，终使粮款一次豁免。此后，童曙明为减轻全县人民负担，曾一举卖掉自己在西安太阳庙门私宅的一部分，以其价支付扶风县衙人员薪俸。

 

 

 

      大约五年前，我与扶风90多岁的老人权轩说起童善人。他告诉我，在城隍庙里的“与民休息”石碑，是扶风绅、民、商三界联合立的，字是他朋友张君范书写的，时间大约是1935年前后。

权轩老人解放前曾在扶风县城西街小学教书，与张君范关系甚好，张多次讲到童善人。童曙明在本县任职期间，曾两次被上级调动，均被全县民众推举代表赴省请愿而留任。最后调离时，县人热烈欢送。为颂扬他的品德，扶风人王子范、张君范等人倡导，集资在县政府门前树立碑石，镌刻“与民休息”四个大字，以资纪念。

 

        2013年左右，我有缘与童曙明的外孙女卢兢女士相识，继而又与童曙明的女儿童德美取得联系。不久后，我陪同她们母女一起到扶风城隍庙瞻仰了“与民休息”碑。已经70多岁的童德美老人说，解放后，他父亲一直生活在西安的万庆巷，那些年，扶风县还有朋友定期来看望父亲。1958年冬季，父亲得了重感冒，仅几天后就去世了。父亲生前曾提到过这块石碑，时隔70多年，她能够见到此碑，实属缘分。

         我们向城隍庙工作人员打听此碑为啥残缺时才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扶风县乡、镇、保的农民群众以及县城内的学生、商民、手工业者近万人，他们高呼“欢迎红军北上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在县城街道浩浩荡荡地向前行进。当游行队伍途经国民党县政府大门外时，愤怒的群众一拥而进，砸碎了为历届官僚歌功颂德的牌匾。当时，竖立在县政府大院内的“与民休息”石碑也被损坏。解放后，有心人有意保护此碑，后被移放到城隍庙。

         童德美出生在西安太阳庙门19号宅院，斜对门就是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宝珍家。童德美在7岁之前过着衣食无忧、开心快乐的生活。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轰炸西安，无论白天晚上，只要警报响起，童曙明立刻派人打开宅院的大门，让人群穿过庭院，由此走到城墙的洞里躲避炸弹。19号院每天进进出出几百人，许多老幼行动不方便，童曙明便将他们留下来，腾出房屋住下来，当时房子里、房檐下、门厅里躺满了人，并且管吃管住，有时一住就是几天。其中有德懋恭的老掌柜、老童家撵止坡腊羊肉老掌柜，还有西大街、南院门等一些老字号的老掌柜。也因此善举，童曙明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童曙明高风亮节，他经常教育子女吃亏是福，童德美一直牢记这句话，并且成为她一生的做人准则。童德美是童家的长女，下面有四个弟妹，由于父亲将太阳庙19号宅院变卖， 所获钱财用来支付衙役薪俸和救济穷苦百姓。再后来，童家只得搬到贫民区万庆巷内的一个小院。从此，过起了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年幼的童德美挑起了生活重担，她与家人依靠给火柴厂糊火柴盒、给纺纱厂倒线为生。

 

 

         童曙明在宁陕任县长也同样留下许多感人的故事。从宁陕到扶风五六百里，童曙明离开宁陕时，县上给他送了一头毛驴，叫他骑毛驴去上任，可他心疼生灵，愣是牵着毛驴跋山涉水来到扶风。扶风县衙的人初见，还以为是个贩牲口的。童德美说，宁陕县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工作人员与她联系，有意在宁陕立碑纪念，被她婉言谢绝。著名作家商子雍先生在西安市的一次政协会上遇到童曙明的外孙女卢兢女士，听她讲述了外公的故事后，在《熟悉又陌生的街道》文中记述了童曙明的善举，并欣然写道：官有斤量民有秤，从古到今，历来如此啊！

 

       张永涛，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交通作协会员，素喜文史，得闲即行，于山川沟峁间求实证、觅野老、史海钩沉，乐此不疲。现供职于宝鸡公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