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就教于岱岳、龙家坡、企石冈童氏后人及各位方家）
童志刚
让我们先理个头绪出来。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件几乎对所有人都无关紧要的事：
清同治丙寅年（1866年），湘乡岱岳童氏策划续修族谱，本邑同宗（估计是宁乡本地龙家坡童姓人士）一个名叫“少林”的人向企石冈的童秀春介绍了情况，称湘乡童氏为“大宗”，宁乡、安化、新化、邵阳、衡阳五支童姓皆源于此，希望请他为新谱作序，秀春答应了。湘乡童氏确是童姓“大宗”，人丁比较兴旺，他们这一次的修谱，从记载来看，原是抱着修一份“通谱”的理想的，大约是希望湘乡岱岳童氏、宁乡龙家坡童氏以及宁乡企石冈童氏三支能够确认渊源同一、认同共祖进而连通世系。童秀春没有食言，写了一篇言简意赅的序言（原文附后），其中也提到了“通谱”的问题。简单说就是，清同治年间，曾经有过动议湖南岱岳、龙家坡、企石冈三支童氏“通谱”，但没能实现。
动议的提出当然是有道理的，通谱的第一基础是“同姓”，这个不存在问题；而对于企石冈童氏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湘乡岱岳（据说也包括龙家坡）童氏族谱中，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登记着一个名字——童嗣兴，而企石冈童氏的始迁祖也正是这个名字，一模一样。或许是因为看到了这样一个颠覆性的“事实”，童秀春对“通谱”的提议动心了：“吾宗以有明自江右迁宁，人丁家产日见萧条，虽春小支，幸博科名，心兹惧矣，甚思通厥谱以广家声。”可惜“奈族人难之，春心歉然”。“通谱”之议，只好作罢。
作为童氏后人，好奇的我们难免一问：“通谱”未能付诸实施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秀春为什么会“动心”。企石冈童氏始迁祖的名讳明确出现在岱岳以及老家破童氏两谱中，这自然是秀春动心的根本原因；而本支“人丁家产日见萧条”，“甚思通厥谱以广家声”就成了动心的直接动力。秀春忧虑“家产人丁日渐萧条”也是有实际根据的。宁乡企石冈童氏，始迁祖童嗣兴（尚烈公）当年一人来宁，数代一脉单传（三代、五代虽男丁三人、四人，却多数迁徙他乡，留在本邑的每代都只有一人），后来逐渐繁衍，三房人丁日渐兴旺，至秀春勋字辈时，男丁已多达二百五十余人，在此基础上，其后的光字辈、锡字辈男丁数量却不升反降；家产方面，企石冈族谱三修时曾有按语云：“初祖落业县城，所置三都浅水湾、一都东山湾田业甚多，明季兵燹陆续失额，今惟两处祖山存焉。”至第七派应康，曾创下一千五百余亩田业，但析产之后各家财产已不算大富，加上倾心于科举，荒疏了经营，到光绪年间劭甫公童兆蓉仕途顺利捐田赡族之前，童氏各家各户大多已陷于较为贫困的境地。秀春因而深为“家产人丁日渐萧条”而忧虑，进而对“通谱”“以广家声”有所期待，实乃人之常情，这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通谱”，企石冈童氏其他人士的意见如何，现在能见到的具体说法，只有十五派童锡梁为四修族谱所撰叙言（原文有关内容附后），从表达的意思来看，其最初的想法并不排斥“通谱”，至少表达出来的不是对“通谱说”的无条件拒绝：“吾宗虽相传徙自江右，然或由江右而湘乡，再迁于宁，亦若可信。”就是说，如能证明，可以接受。
有限的资料表明，关于岱岳、龙家坡、企石冈童姓各支“通谱”的问题，确实曾经多次提出，企石冈童氏几代中的“文化人”——童翚、童镇、秀春、光泽等多次往访湘乡童氏，应该都是以“考察”了解相关情况、研究“通谱”可能性为目的的。最早是童秀春的父亲云逵公（童翚，进士）曾往访湘乡童氏，见其族淳朴厚重，十分钦佩，认为家族可以效法。后来秀春的叔父鼎卿（童镇，举人）、秀春本人以及秀春次子光泽（举人）也曾先后往访，所见略同，秀春亦有同样感慨。
童锡梁主修《宁乡童氏四修族谱》时，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并作了简要辨析。认为湘乡及本邑龙家坡童氏在世系表述等方面存在“疑义颇多”，难以证明宁乡童氏源于湘乡童氏，结论是：“盖期期以通谱为不可也。”（详见童锡梁《宁乡童氏四修族谱》“世录序言”）企石冈童氏从1829年至1939年曾经先后四次修谱，分别由童翚、童秀春、童兆蓉、童锡梁主持，其中对始迁祖童嗣兴即尚烈公的记载，可以说十分明确：“丗籍江西南昌府奉新县，明正德间徙居宁乡，即为宁乡初祖，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十二月十九日寅时生，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八月初五卯时卒。享寿六十九岁。”标明了葬所地点，称原墓志内对原籍、生配卒葬等项具有记载。种种迹象表明，企石冈童氏坚持己见，不认可“通谱”。
从童秀春为湘乡谱所作序言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三条：一，考虑到宁乡童氏一支“家产人丁日渐萧条”，秀春认为可以应邀“通谱”“以广家声”，但族人不同意。二，是有人（宗人少林）告诉他：湘乡大宗也，为吾宗等所自出，现在要修通谱，请秀春为序。“吾宗”、“所自出”等语系秀春转引他人所言，他自己对此并未有肯定性结论。三，秀春“虽认湘乡为数邑同姓之大宗，仍持吾宗以明季徙江右迁宁之说”（锡梁语），也说明暂不认可宁乡童氏源于湖南本地如湘乡或龙家坡童氏。
实际上，在同一时间，即“同治六年仲夏月”，企石冈童氏的续修族谱也完成了，为湘乡谱作序的同时，童秀春也为宁乡童氏的续修族谱写下了一篇“跋语”，其中所叹，意思相近：“三十年来，丁日少，户日稀，春小支虽虚博科名，亦无扶衰救敝之力。”可证明秀春对外表达的忧虑乃真是心境，并不是客套话。顺便一说，童秀春总纂的同治《宁乡县志》也在这一年完工，他也为县志写作了一篇序，准确的时间是同治六年“孟冬月”。民国版的《宁乡县志》中在介绍企石冈童氏童兆蓉时，坚持了固有源流：“其先嗣兴明季由江西迁宁乡，卜居县治南十五里企石冈。”由于兆蓉传由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撰写，且主体内容载入正史，这样的源流介绍，庶几成为定论矣。
“亲亲堂”岱岳新谱附录了童秀春当年的序言，标题作“宗人秀春叙”，所谓“宗人”就是“同宗之人”，此节可见，该谱人秀春为“同宗”。而秀春叙言署名为“钦加盐运使衔广东候补道 翰林院检讨 国史馆协修 宗晚 秀春谨撰”，此节可证，秀春亦以“同宗晚辈”自居。或许在秀春的心目中，两族之间，实未合而已合，未通而已通了：“春钦佩羡慕关切之心，盖不啻其合之矣，想湘宗之厚视吾宗，殆亦不啻其合之乎。”
事情至此，先人的结论，我们自然应该尊重，但仍有一些问题可以探讨：
一，宁乡企石冈童氏在一百多年间先后修谱四次，为什么一直没有承认这个来源？具体原因是什么？二，如果童嗣兴确实是来自湘乡，那他为什么与父辈和兄弟辈失去了联系？宁乡与湘乡的距离毕竟算不上太远（七十公里左右），何况还有更近的本邑龙家坡。三，宁乡企石冈族谱童嗣兴条目下注明“世籍南昌府奉新县，明正德间徙居宁乡，即为宁乡童氏初祖”，这个“世籍”的根据是什么？“奉新县”这个地点已经足够具体，有没有进一步考证的可能？四，湘乡谱中童嗣兴之前的世系，是否可以在地点和时间上与企石冈谱吻合？并对当年的外迁作出合理的解释。五，企石冈童氏始迁祖之前究竟住在哪里？六，查阅资料可以看到，湘潭童氏与企石冈童氏两宗的字辈派语有相当高的重合率，两宗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吗？这些问题，期待有心人的探讨，也期待更多材料的发现。
台湾童振荣先生是童氏族谱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他传来了湘乡“亲亲堂”等族谱页面数张，让我在企石冈童氏族谱之外再次见到了童嗣兴这个名字。按该谱记载，仕华生景隆，景隆生嗣兴，即嗣兴为仕华之孙。景隆、嗣兴生卒年皆失记，故只能以仕华为参照：仕华生于永乐四年，嗣兴生于成化二十二年，两者相距八十年，若为祖孙关系，时间上是可以说得通的。若能证明“仕华生子景隆，景隆生子嗣兴”的实际记载出现在湘乡初修族谱（【清】童定青修童坤与纂嘉庆十八年即1813年）之中，则渊源关系的可信性就更高。因为，如果相关记载出现于宁乡企石冈童氏初修族谱（1829年）之后，则如童锡梁所疑问的，是否有“移录”的问题就不好说了。另外，据童锡梁文字记载，湘乡岱岳谱（不能确定锡梁所见为哪一个版本）中原有童嗣兴较为详细的记载，此谱未见，原因不明。
同治六年这个时候，企石冈童氏一族中，肯定是以童秀春一家最有权威，当为领袖级人物，童翚、童秀春父子是族中独有的进士，而秀春已官至道员，正四品，乃族中最大的官员，无疑是最有话语权的。一般推想，既然秀春有意“通谱”，或许应该不会有太大阻力。但事实却是，“奈族人难之”，秀春没有坚持，只能遗憾地表示“春心歉然”，且在其主纂的本支族谱中亦不再提及此事。所以我就有了另一方面的推想，即实际上阻力并不小，而秀春自然不会去冒因此引发族人失睦的风险。阻力可能来自于族中的另外“文化人”：童镇，童兆蓉。（作为童氏后人，对祖先言行妄加推测，实属大不敬，此节文字，当以“学术探讨”视之可也。）
童镇系童翚的堂弟，为秀春堂叔，年长秀春十岁，举人出身，官至五品，历任知县、通判，续修族谱时“自粤东解组归里”在乡参与其事。童兆蓉为秀春再堂弟，比秀春小二十五岁，同治六年刚刚考中举人，续修族谱时亦曾在乡参与其事。如果说当年童秀春有意通谱却终于没有实现，那么有能力以异见打消这一念头的，大概只有这两位举人了。以文字表达的意见来看，兆蓉一支对“通谱”之议不予支持的意见较为明确，兆蓉为三修族谱序云：“始迁祖尚烈公，其先为江右望族，前明正德尚烈公始迁居宁。”其子光策序四修族谱时更明确表示：“吾童氏始迁祖尚烈公，当明正德间由江右占籍宁乡……至云逵公始序次世，系采辑遗闻订为支谱，于是本支源流阖族共晓。”其孙锡梁更一语结论：“今通谱之说久已作罢。”
二零一三年十月 于武汉
附相关资料：
截至1939年，宁乡企石冈童氏族谱共修印四次。清道光九年即1829年，童翚主持的初修族谱付梓。清同治六年即1867年，童秀荣主持的续修族谱付梓。光绪甲辰年即1904年，童兆蓉倡修、童光斗主撰的三修族谱付梓。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童锡梁主持的四修族谱付梓（今世间所见即为此版本）。
【湖南湘乡】童氏族谱□□卷 （清）童定青修童坤与纂清嘉庆十八年（1813）鹰门堂活字本 三册 湖南图（存卷首、4、7）。【湖南湘乡】童氏续修族谱□□卷 （清）童胜陛修 童继芸童思辉等纂 清同治六年（1867）南城堂活字本四册 湖南图（存卷首、3又一部存卷首） 。【湖南湘乡】岱岳童氏族谱八卷 （民国）童胜丰修 章继晃纂民国十三年（1924）惟馨堂活字本 一册 湖南图（存卷1）。（网络资料）
湘乡岱岳童氏：始迁祖公常公，宋建隆元年（960）自江西泰和县迁湘乡清溪乡岱岳黄泥田，今属涟源。传至十五代纪胜公，衍为延福、延兴二支。延福公历十代衍为必升、必荣二支；延兴公衍一魁、一寿、一福三支，一魁徙新化，一寿、一福仍居湘乡。清嘉庆2年（1797）升、荣后裔建祠于黄土山，支祠建于台基头、天印湾。嘉庆18年（1813）延福公裔始修族谱，同治6年（1867）延福、延兴二裔合修，1924年三修，1947年四修。至1948年，有男丁1653人，女口3205人，族人分布于湘乡、宁乡、安化、邵阳等处。班次：公子武朝廷，国用世守纪，延仁万汉诗，庭汝念良添，添必再仕景，嗣秀政兴宗，祖定乾坤胜，思继启贤忠，孝友经纶裕，衣冠制作隆，训行传奕代，兰桂兆先丰，正家克峻德，安邦乐永康，余庆光积善，敦本发清芳。 （网络资料）
《岱岳童氏族谱》（惟馨堂）附录“宗人秀春叙”：
昔先大夫访同宗于上湘，归而喟然叹曰：吾今知家法之所在矣，吾初至以柬通名，族人光宠之，其长老约诸俊髦集公舍，班辈相迎揖吾入，望其人，皆厚重不佻，言动惟谨。问其家，鲜巨富亦鲜贫穷；问其业，男耕读女纺绩；有工商者，衙役无人。在乡言乡，老死不知城市妖冶事。何古朴若此，诚哉可法也。时春尚幼，窃喜闻之。嗣家叔鼎卿再至，亦如是意。及春身三至，统观其人其俗，仍如所闻。今年吾儿光泽四至，距初至五十年矣，问之犹未改。吁其量十世，其量百世，积久发长，不可券哉。
丙寅冬，沩山宗人少林为吾言曰：湘乡大宗也，为吾宗暨安化、新化、邵阳、衡阳宗所自出，今修通谱，请为序言。吾不敢辞。
按自始祖公常公以宋建隆元年由江右徙上湘，历十五代至纪胜公派延福、延兴，福公历十代开升、荣两房，兴公历八代开魁、寿、福三房，绵衍四朝，而服畴食德，井牧依然，何悠远；与合数郡县云礽万计，又何繁盛。与其孝弟，与其忠信，与抑即其俭德，与孝弟非俭不真，忠信非俭不慤，其所由来者远矣。
昔欧阳公谱其家，又亭于祠之侧，祭后群坐此，听尊长申训，其言设一人美衣服，族众见以为怪，亦崇俭之意也。书曰：克俭圣学也，中天之景象也，唐魏得之而因以昌大也。童氏其庶几乎。
吾宗以有明自江右迁宁，人丁家产日见萧条，虽春小支，幸博科名，心兹惧矣。甚思通厥谱以广家声，奈族人难之，春心歉然。然春钦佩羡慕关切之心，盖不啻其合之矣，想湘宗之厚视吾宗，殆亦不啻其合之乎。
是为叙。
同治六年（1867年） 岁次丁卯 仲夏月
钦加盐运使衔 广东候补道 翰林院检讨 国史馆协修 宗晚 秀春 谨撰
宁乡童氏四修族谱世录序言（节录）（童锡梁 撰）：
谨案：吾宗谱帙所载，我祖于明正德（1506-1521）年间由江右迁宁乡。遭明季之乱，谱帙散佚，清乾隆丙戌（1766年）始汇辑草谱，是时犹以四派朝贡公为始祖。嘉庆（1796-182）间修祖墓得墓志，始知始迁祖为尚烈公。自此以上，祖考名讳以及始居之地，概莫能详也。
近阅湘乡清源堂及本邑龙家坡两宗童氏族谱，均有尚烈公名讳，从尚烈公以上追述甚详，疑若可补吾谱之遗佚。于是有以通谱之说进者，锡梁将两谱详加考核，觉疑义颇多。清源堂谱载，唐德宗时有德琛公者居洪都南城下，仕至吏部尚书，卒葬湖南湘阴汉高山。十二传而至公常，后唐长兴元年生，宋大中祥符七年殁，仕至宣城通判，徙湘乡岱岳山，是为湘乡始迁之祖。十六传有延兴者，开族于龙家坡，是为吾邑龙家坡之祖。二十八传为景隆，生二子，长与尚烈公名讳同，谓即企石冈童氏之祖。其谱世系，从唐至宋，中多缺佚，而自宋以后，世次井然，诸祖生没葬所多有可考者。吾宗虽相传徙自江右，然或由江右而湘乡，再迁于宁，亦若可信。然该谱世表所载，公常兄弟五人曰成、荣、良、利、常，于宋建隆元年庚申九月九日由江右分徙，成居湘潭，荣居宁乡石江，良居益阳，利居衡州，常居湘乡。据此则徙宁者乃公常之兄，而非公常二十九传之裔孙。其可疑者一也。谱中于尚烈公父母兄弟仅有名讳，独于尚烈公则生没葬所与我谱悉同，疑转录我谱而为之。其可疑二也。龙家坡谱载公常兄弟名讳、分徙之说，与清源悉同，而独无延兴开族之说。其可疑三也。
若合两谱而观之，则尤有可异者。清源堂祖始于唐之琛七传而至海，十传而至公常；龙家坡则以海为始祖，谓海生于晋时，为琛之远祖，颠倒至此，殊为可骇。又两派均以公常为始迁之祖，而自公派以后，清源堂则二十九传而至嗣派，龙家坡则三十八传而至嗣派。世次悬殊，岂有可通之理？良以代远年湮，谱牒散佚，以讹传讹，不知究应以何者为正。故同治间（1862-1876年）圭农公（童秀春）序龙家坡谱，虽认湘乡为数邑同姓之大宗，仍持吾宗以明季徙江右迁宁之说，盖期期以通谱为不可也。今通谱之说久已作罢，仍略述清源堂、龙家坡两谱同异于此，使后之欲加考索者有所凭焉。
民国戊寅岁（1938年）十月毂旦 十五派孙 锡梁 谨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