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以民

        今天史学界谈到浙江的辛亥革命，往往称汤寿潜是浙江的首任都督，但这是一个错误。首任都督本来是童保暄（1886~1919），他才是1911年11月5日杭州发动武装反清起义的真正指挥者，而汤是在起义成功后接替他的人。1911年11月5日早晨，杭州光复，全城白旗招展，贴满杭城的起义军安民布告就是以“浙江都督童保暄”署名的，童虽是“临时都督”，但毕竟是首任都督。
　　这本来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本没有发生混乱。请看史实：
　　如在天津出版的《民国报》辛亥第一期（1911年12月1日，阴历十月十一日出版）刊登的《杭州光复记》就说：“临时都督童（保暄）即出示安民，并派支队分据大清银行，及藩运各库。”
　　这说明童的“临时都督”已经全国知道。
　　1912年顾乃斌说杭州起义前在自己家中的会议上“议决临时司令官为童保暄，参谋官葛敬恩……”顾乃斌起义前任清浙江新军82标第3营管带，起义时被任命为起义军第2标（即原新军82标）司令官（相当于团长）。顾乃斌部是杭州武装起义和攻打浙江巡抚衙门的主力，因此他的回忆极有说服力。
　　顾乃斌的回忆还指出，在他家的这次会议陈其美“又派黄郛、蒋介石、陈泉卿到杭”参加，并与黄郛等商准“拨用炸弹五十枚，七米里九子弹三万颗、手枪五十枝、洋四千元，并告示、旗子、以及炸弹队若干人”。这说明童保暄这个临时都督是浙江光复会与上海同盟会两方面都同意的。因为，杭州起义张贴的告示是在前一日刚刚光复了的上海印制的。杭州当时还在清政府控制之下，为了防止泄密杭州起义时间，起义布告一定不能在杭州印制。因此就排除了童保暄私自印制布告，自称“都督”的可能。起义前在顾乃斌家召开的这次会议十分重要，据傅墨正的回忆，此次会议的具体日子为11月3日，地点在“上板儿巷老人弄”。笔者暂称其为“顾家会议”。
　　童保暄，字伯吹，浙江宁海县人，1911年时才25岁，起义前是浙江新军宪兵营的“督队官”（相当于副营级，队官相当于连级），其参加革命的资历和在军中的地位都不能与顾乃斌和朱瑞相比。他之所以最后成了“临时司令官”的原因，主要是顾、朱及褚辅成等资望高的人都不愿当。浙江光复会的武装起义曾迭遭失败，徐锡麟、秋瑾等烈士的壮烈牺牲，都给革命党人心上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个“临时司令官”事败可是要杀头的。当时也已经做了失败打算，上海陈其美运来了“发难费” 以防万一。
　　再请看当时任杭州武装起义司令部参谋官葛敬恩对起义前夕情况的回忆：
　　觉得一向比较负众望的像顾乃斌、朱瑞等，在此紧急关头不够积极，鼓不起劲来，深恐耽误，甚为焦急。二人（另一人为周亚卫）乃暗商写了一封匿名信给顾乃斌，威胁他，要他即日起事 。在顾家开会这一天，顾自己是亲自到的，还有代表朱瑞和81标的俞炜，代表82标的傅孟和吴思豫，宪兵队的童保暄，炮标徐士镳，工兵来伟良，我和周亚卫等代表，还有褚辅成和上海来的一二人，此外还有顾乃斌同住邻居许行彬（浙江咨议局议员，同顾都是青帮中同帮弟兄）。开始讨论几时起事，决定不下来。随后又提到举何人做都督，顾乃斌涨红了脸：“有人吓我，要告我的密，由他们去，我不管。”大家就相对默然。我同周亚卫自知闯了祸，不敢响。接下去问到俞炜：“介人（朱瑞号）怎样？他应当义不容辞了！”俞说，朱近来身体很不好，而且代了标统更忙得转不过身来。顾、朱二人向来热心革命，是众望所归的，现在都推得精光，大家呆了。再问褚：“慧僧（褚辅成号）怎样？”褚也是个十分热心的人，他说：“最好推一位有实力的人，或者请汤蛰老（汤寿潜号蛰仙）来做也好。”有人说：“汤好是好的，不过现在立刻要做事情的。”大家又说不下去了。这时童保暄呆了一阵，他脸红红地说了一番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话，说得大家无话可说……顾乃斌说：“伯吹的话很好，我们不妨就请伯吹临时担任一下都督如何（童那时革命历史和军队资历都还很浅）。”大家说：“好的！好的！好的！”童只好默然接受。接着又提到起义日期问题。我向来喜欢多说话，这日自知闯祸，一直默不作声，至此我又说起话来。我说：“这一行动进行复杂，一要准备得好，二要夜间举事，计算九月十四日月光正好，行动方便，而时间上也够来得及。”大家赞成了，再谈如何准备行动 。童保暄提议推我做临时参谋，计划一切，草拟命令，大家都赞成。我想这件事情虽然繁重 ，但形势上也义不容辞，就只好承担下来。这半天的会议算是决定了浙江当时的命运。上海的代表立即回去复命，做他们那边的准备工作，我们希望两边能同时起事。我得到周亚卫的许多帮助，同童保暄商定了起义的命令，在极其机密之中向负责的人员暗中一一传达妥当。
　　葛是当时起义司令部的4名参谋官之一，亲自参加了起义的指挥，故其证言极为重要。他用“激将法”给顾写匿名信“威胁”其起义一事，也与顾的回忆吻合。童的都督是顾乃斌提议，而且大家都同意了的。“童只好默然接受”，足见其不可能是“自封都督”。
褚辅成在杭州起义后担任的职务仅次于浙江都督的政事部长，他1945年的回忆也证实了顾乃斌说法：“九月初十日左右，庄之盘送来发难费三千六百元，吴文禧送来浙江都督印信。”在起义前就“推驻扎城内之宪兵司令部执事官童保暄为临时总指挥，并负开启城门之责”。
　　1919年，童在闽病死。浙江当时有18位军政大员共同署名作《闽浙军援粤副司令浙军第一师师长童公行略》指出：
　　浙中志士亦群聚密议，欲有所举动，特以四周皆为清守，踌躇审慎，或惧先发为戎首。公独挺膺犯难，愿为之率密部勒同志，克期举事，一呼而集。于是全浙军警各界咸服公毅力，公推为浙江临时都督。公发奋受任，一无诿首。约束军伍，驰檄远近，不崇朝而秩序已复，廛市晏然，若无所事事 。公见大势已定，即奉身告退，众挽留之，坚不可曰：“吾年少望轻，向特虑成败不测，矢愿以区区一身为国牺牲。今幸而告成，宜当推戴贤达，用招附全境。革新缔造，岂宜以后进而冒踞高位。”众益翕然佩公之盛德，卒从公议。举汤公寿潜都督浙中军政，公乃退任军政参谋。
　　这18人是：范毓灵、徐则恂、郝国玺、张载阳、王桂林、伍文渊、曲同丰、夏超、沈尔昌、屈映光、云韶、李炜章、陈乐山、潘国纲、刘襨、何丰林、安毓清、谢钟灵。
　　最令人信服的是1923年，光复会副会长，国学大师章太炎写的《童师长祠堂记》。他说：童保暄“年二十五，直武昌倡义，下江响震，浙中志士谋应之，未敢发，君阴戒军警，出不意，攻清廷巡抚部院，缚巡抚增韫以来，诸军皆缟俟命，旋推君为浙江临时都督，受之约束。既定，自以年少望轻，不任为主帅，以让山阴汤君，而身退为其参谋”。章太炎的这篇文字本是刻了碑的，就立在杭州宝石山下。1926年，孙传芳在宝石山建关岳庙、昭忠祠，就占了“童公祠”的地，这块《童师长祠堂记》碑就不知了去向。
　　引起童保暄任都督一事混乱的原因主要出自吕公望的回忆。
　　吕公望说自己于1911年10月20日（阴历八月二十九日）离开杭州去永康老家运动吕逢樵等策应杭州起义，此距杭州起义的11月5日，足有半月之久。吕走前将光复会之“岁”字形印信交给童保管，约定“尚有意外，要我先回杭州，亦须于五日前拍电给我”。但吕说：“童保暄趁我不在，提前举事，连夜张贴布告，自居临时都督。旋感诚信未孚，翌晨自动取销，由汤寿潜继任。”认为童的都督是“自居”。
　　吕公望参加光复会比童保暄要早，是童入光复会的介绍人。
　　杭州的武装起义虽然一直在密谋中，但真正决定起义是在1911年的11月3日的“顾家会议”才作出的。童保暄任临时都督也在此会上决定的，而吕公望此时并不在杭州，吕说童任都督是“自居”缺乏依据。

 

 

 

                                                                                   （童华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