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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湖北黄陂，世代书香门弟，祖上多人参加辛亥革命，其中三人参加了“武昌首义”。1956年出生于重庆；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后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副研究员；2003年12月27日，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在厦门成立，被推选为会长。
童增小传
1990年，童增发表万言书——《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首次将“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区分开来，首创性地提出“中国民间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索赔的权利”，奠定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法理基础，率先发起并启动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世纪大潮； [1] 1991年两会期间，童增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向日本索赔1800亿美元；
1992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在38名人大代表的签名提议下，被正式列入大会第七号议案；
1992年5月，童增致信日皇，要求返还被日军掠夺、现藏在日本皇室的中国文物；
1992年8月7日，童增将七个中国慰安妇的索赔材料递交日驻华使馆，由日使馆人员光冈签收；此后童增再次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索赔书。几年间，童增陆续收到上万封受害者来信，并有许多受害者从全国各地到北京向他寻求帮助；
1994年，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来访，与童增签署委托代理协议，以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所属律师为主体所组成的访华法律调查团，开始向中国二战受害者听取事实、调查取证，从而拉开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诉讼的大幕。这段时间里，童增积极参与对日索赔诉讼的相关活动，成为中国大陆和港台媒体追踪的焦点，并被媒体盛赞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先行者、奠基人”；
1998年3月，童增对由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出资、 杜克大学和欧洲部分研究机构参与、中国部分机构协助的“中国长寿老人健康调查培训活动”的采血行为提出质疑：“这是在猎取中国的基因资源！”。他一方面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方面通过媒体呼吁。最终，已经采到的4000份血样被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下令封存，不许出境； 2001年，童增赴日本扎幌法院出庭，为中国劳工受害者作证。
2003年6月，童增提出：“失踪了近半个世纪的北京人头盖骨在韩国”的推论；
2004年10月，童增出版《最后一道防线 ：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书中大胆提出：“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
2005年3月17日，童增受邀赴日与日右翼分子辩论，后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2005年3月27日，童增以“一个中国公民”的名义，致信时任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2005年6月1日，童增提出“日本政府对华贷款作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赔偿金符合国际法”的观点，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006年12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成立，童增任会长，大批老将军、老部长担任顾问；
2011年6月18日，童增以个人之力，出钱支持并与 中国海监总队、中国海洋摄影协会合作，在山东威海举办《大海，我的故乡——海洋国土摄影作品展》，向社会传达他从致力保钓到放眼广袤海洋国土的无限忧思； 2011年8月4日，童增先生在北京向赴 方正县怒砸日碑五壮士每人发2000元现金奖励。 [2] 为了对日索赔，童增先生经历了被打压和单位辞退等境况，但他无怨无悔。他满腔热血，一身正气，二十年来，一直挺立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和民间保钓的前沿，成为中国民间爱国青年和草根们尊崇和景仰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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