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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博文
童启庆，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毕业于浙江农学院，一直从事茶学的教学、科研工作直至退休。曾任原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主任，中国茶叶学会副秘书长和浙江省茶叶学会副理事长，现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顾问等职。浙江省第六届、第七届人大代表，浙江省“三八红旗手”。
童启庆教授长期从事茶学教学工作，先后主讲过《茶树栽培学》、《茶树高产优质原理》、《茶树栽培育种研究法》、《茶树显微技术》、《茶树生理生态》等10余门课程；她还重视课程教学改革，在全校首次提出“本科专业课程教学过程的优化”理念并撰写论文发表；承担全国统编教材《茶树栽培学》（第3版）主编职务，还参与编写《茶树生理》《中国茶树栽培学》等教学参考书。执教50余年来，先后培养出本（专）科生1400余名，协助和指导硕士研究生9名（其中一位是新中国第一位茶学专业的外国硕士生）以及4名博士生（其中一位是新中国茶产业经济领域的第一位博士生）。同时，她还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1970年代中期她与同事共同承担《茶树矮化密植速成高产栽培研究》课题，通过长达10余年的持续研究，荣获浙江省政府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
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余，她积极从事茶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工作。1980年以来致力于茶文化领域的研究和开拓，在国内高校率先组建茶道教室，编创茶艺演示，通过新闻媒体开展茶文化宣传。曾担任中央电视台《中华茶文化》节目主持人，协助中央台举办“茶文化系列讲座”；出版《中国茶的品饮》、《习茶》、《生活茶艺》、《影像中国茶道》、《图释韩国茶道》等多部著作及茶文化影像制品，主编多种茶艺师培训教材，为新中国新时代茶文化复兴奠定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她积极开展茶文化的国际交流，曾多次率团出访日本、韩国、德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多个国家与地区。
退休之后，她依然持续投身于茶文化推广事业。2014年10月，在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整体策划推动下，联合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负责人王岳飞教授创建浙江大学“童一家”茶艺培训中心，秉承“名校名家、名师名课”的办学作风，迄今为止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学员近万人次，还对在华留学生和外国友人进行经常性的茶公益培训等，受到中外茶友的广泛好评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以此种种，童启庆教授于2016年荣获中华茶人联谊会“中华优秀茶教师终身成就奖”，2017年荣获第十届“陆羽杯”“中国茶行业终身成就奖”。
中华茶人：您主要从事茶的栽培及生理科学方面的科研和教育工作，是从何时、因何种机缘开始致力于茶文化的研究与教育的？
童启庆：1982年，我第一次去日本去考察，考察了30多个单位，积累了一些认识和见闻。次年，我又获得了一个到日本名城大学去做科研交流的机会。其实当时对方是来邀请庄晚芳先生的，但庄先生答复说他年纪大了，不便前去，让他的助手也就是我来代替他去吧。当时他们猜想这大概是位年纪轻轻的助手，但实际上我那时已经46岁了。我到了日本，和他们合作搞科研，主要研究茶叶起源问题。日本方面认为其皋芦种是他们国土自然生长的，是固有的而非外来于中国的。但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和我们福建的佛手品种很像，于是我就带了红芽佛手和绿芽佛手的芽叶跟花作为研究材料，与皋芦品种做比较形态学的研究，最后证明是相同的茶种。这个观点和结论的发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反响。这段在日本做科研的时间让我有机会了解到了日本茶道的发展现状。我看到日本茶道保留继承得很好，有很多专门的茶道教室，而且日本妇女在结婚之前几乎都要到茶道教室去学习过才行，否则成家之后就不懂以茶待客的礼仪。这些让我颇为感慨：茶道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人家当作宝贝很重视很珍惜，咱们自己却没有好好传承，导致茶文化有了断层，实在是太可惜了。
从日本回来以后，这种感慨和思考也没有停止。系里时常有外宾来做客交流，从丰富接待内容的角度，我想到咱们国家乌龙茶的泡法在程序上有很多环节，因为复杂些，所以就丰富些，仪式感也就强一些。所以我就张罗大家用那些方法泡茶给外宾喝，并演示那些流程给他们看。结果他们对此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接着，不光是我们茶学系了，学校别的部门的客人不知从何处听说了，也要来我们茶学系看看。慢慢我们觉得，有必要在茶文化方面做些事情。
想是想做了，但我本身的教学科研工作本来就任务很多，没有多少闲暇，如果没有什么强大的动因，也很难正式花工夫着手。但一件把我们“逼上梁山”的事情就发生了。1989年，台湾首次提出要访问大陆，台北陆羽茶艺中心要跟大陆几个省的一些单位作交流，其中就包括我们系。我们从来没有用茶艺这种形式对外正式交流过，完全没有经验，但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我们把自己选育的品种作为茶品，并围绕着它们设计出了一套泡法呈现给台湾来的客人。当时比不得现在，泡茶的用具五花八门，那时我们根本没有这些，也很难买到。我们实验室里只有普通的玻璃杯，和一些搪瓷盘、不锈钢盘，只能这样将就完成了交流活动。但是没想到，台湾方面表示，在交流的这些地方之中，我们系里竟还是最像样子的，较为符合他们对茶艺的认识和要求。我们当然为此感到欣慰，但同时也开始“骑虎难下”了：别人一听说这种褒扬，都纷纷要来找你做交流了。怎么办？那就只好开始用心做了。当然，我本身的科研工作不能丢也不能懈怠，要两方面兼顾。
后来我们自己的学生也要学，但那时候课程体系中并没有茶文化的内容，连选修课都没有。我们就开展了相关的“业余”课程，学生纯属爱好学了也没有学分，老师教学没有报酬也不计工作量，彼此都是出于一腔热情来做这件事。不仅学生很爱来学，外校来进修的老师也钟爱我们的课程，他们说其他科目在很多学校都学得到，但我们这个很特别，别处没得学。一切处于初始阶段，连教材也全然没有，都是在摸索中进行，一边钻研开拓一边教学输出，就这样一点点构建起自己的教育体系。再后来，外单位提出希望能让有关人员来我们这里接受培训。这其中最关键的，是韩国相关团体的提议。他们来系里交流以后觉得我们的课程内容很丰富，就提出说要派送一个班到我们这里来培训茶艺。当时大家认为这个提议不可能实现，因为我们针对国内都还没开展过类似的工作，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办一个韩国班。不过，当时我任系主任，我却觉得这是件有意义的事，也是个很好的发展机会，所以就积极跟韩国方面沟通，反复商量确定培训计划，最后与对方顺利达成了一致。韩国班就建立起来了，培训内容是三门课程。一门是茶学概论，就是自然科学的内容，包括品种、栽培、加工、审评等等；一门是茶文化概论，是人文科学的内容，包括茶的历史、文化等等。这也正适应了当时的教学改革对“文理结合”的追求，我们正好借此迈出了这一步。另外一门就是茶道概论。每天上午是理论课，下午是实操课，学习的东西不难，但很详实。第一期韩国班就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国外培训从此连续办了好多年。所以，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正式茶艺培训，是从国外“业务”开始展开的。
中华茶人：在公众眼里，似乎茶艺离日常生活还是有距离的。茶艺是一种“表演”，很难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请您谈谈您对茶艺的理解，以及其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关系。
童启庆：我们应该将茶艺分为专业培训和生活茶艺两类。专业培训，主要的培训对象是茶艺馆的从业人员。以我们的“童一家”为例吧，专业培训就是初、中、高级茶艺师培训，而生活茶艺或者叫非专业培训是以提高大众茶文化修养为目的的。学以致用嘛，无论是专业培训还是生活茶艺，都是为了他们学完能够很好地运用于实际，因此我们都会教最实用的东西。在基础知识方面，我们就按照六大茶类为他们详细梳理。比如四个产区的乌龙茶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台湾乌龙怎么泡，闽南闽北乌龙怎么泡，潮州工夫茶怎么泡，我们会对比着来教，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深入的理解。我们还有实训班，老师带着同学们亲自去到产区，如去云南的实训班，结业之前每个人都要自己动手完成采茶、炒茶、压饼等一整套普洱茶制作流程。这样学来的知识就不会是浮于表面的，是可以真正运用到工作和生活中的。
而我最为关注的，还是生活茶艺的普及问题。实际上，现在来参加培训的人中，专业茶企或者茶艺馆从业者其实很少，大多数都是发自于兴趣爱好。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在家在办公室或者三五好友闲来小聚时，能自己动手泡好一壶茶来享受，已经慢慢成为一种生活的情调和小追求。所以我们还在学校开设了免费培训班供老师和同学们来学习。尤其是老师的培训班，授课内容就以生活茶艺为主，教的都是最简单易学且实用的东西，比如玻璃杯或者盖碗怎么泡好各种茶。我们会教如何只用一套白瓷盖碗和三种泡法，就将六大茶类全部都泡好。生活茶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科学规范地泡好一杯茶，其核心还是饮茶的体验感，它并不以手法的精巧繁复和仪态的优雅美观为主旨。当然，美仍然是其中的一项追求，而且它并不与主旨存在矛盾，因为程式美观的，可能往往就是准确的。如果过程中有不美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某些要点没有做到位因而效果就差一些。美的形式中，常常有很实用的内容。
那么怎样才算泡好了一杯茶呢？这跟茶与器是否名贵就没什么关系了。泡好一杯茶，就是把这杯茶应有、可有的特点泡出来。专业审评是要找一泡茶的缺点，而生活茶艺则是要找其优点、掩盖缺点。本来这杯茶有某些不够好的地方，通过泡茶者科学的操作，缺点就会被规避掉，不让喝茶人感觉到。比如乌龙茶制作时的火工较高，就用温润泡法，茶汤弃之。再开始泡第一道，使火气不至于太彰显。
所以，不管是生活茶艺还是专业性茶艺，它仪式上的观赏性都应是一个锦上添花的高级阶段。初级的基础的目的，同样都应是泡好这杯茶，焕发其优点，规避其缺点。一为末一为本，本末不能倒置。不能说专业性茶艺就是为了美，只有生活才艺才是为了茶好喝，两者之间其实不存在截然的分界。先把茶泡好了，美学的东西再慢慢追求，这个提高的过程是熟能生巧、自然而然的，很多人还是没能把这其中关系理解得太深刻。
有些学生跟他们的老师学了一套流程和仪式，就会一直那样去操作，但常常可能从没问清过为什么要这么做，个中道理是怎样的。像我们的教法应该会被称为“学院派”吧，同校外社会上的一些老师以及民间一些先生们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我当然不排斥任何好的教育行为和智力资源，一定是各有可取之长处的，只是，老师做学问一定要过硬过关对得起“教书育人”四个字，学生学知识一定要善思好问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样，茶艺和茶文化，才能真正获得好的普及和发展。
中华茶人：“道”固然是个深奥和难以诠释的词，但因对茶道的讨论和实践方兴未艾，因此它又是个回避不得的字眼。在您看来，中华茶道的核心精神应当是什么？
童启庆：在类似问题上，我看现在很多人喜欢在文字上面做文章。比如有人提出，要把“茶道”、“茶礼”、“茶艺”，分成三个层次，且三个层次是有高中低之分的。我个人是最反感这些的。我觉得作此论者，往往并没有多少泡茶的实践，所以体会不到更多实质，只能从字面上来下点工夫。我很早就写过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件事，如果单从字面上去解释，那么三个字三个意思，相互区别，肯定能分得出不同层次。即便如此，它们又有高低之分吗？其实，如果说这三者有区别的话，那么应该说是他们各自着眼的侧重点不同，比如茶艺更强调技艺和美学，茶礼更强调礼仪和社交，茶道更强调精神和内心。比起区别来，三者的共同点则更加突出：都要通过用心地泡好一杯茶来达成各自的目的、去往各自追求的境界。
从《茶经》来说，它所内涵的茶道精神可以提炼出一个俭朴的“俭”字。庄晚芳先生说中国茶德是“廉、美、和、敬”的。我们茶学系的师生，一直将这几个字的内涵作为我们努力实践和追求的茶道精神。当然，现在好多茶人都喜欢自己提炼自己总结，大陆、台湾、日本、韩国都有，有的是另出新意，有的是画蛇添足，我们就不去评价了。但在我看来当代目前没有人比庄先生归纳得更准确和深刻了。庄先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提出“廉、美、和、敬”，将一个“廉”字放在首位，实际上是和整个社会现状结合在一起的，是对人们的一种警醒和规劝，是富有时代深意的。我们做茶，也要以“廉”为宗旨，做事合度适度，避免铺张浪费。我们国家借助春晚的平台提倡“一杯清茶”已经很久了，有句话讲得好：“座上清茶依旧，中国气象长新。”我们在进行茶文化传播和茶艺实践时，始终都谨记这个“廉”字，在方方面面提倡简单、质朴，例如我们教学的茶具始终都没有贵的奢侈的，我们只要用朴素的器具将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就好了。“廉”以外，“美”是贯穿始终的精神享受，“和”是以茶会友的古老传统与祥和气氛，“敬”则是礼仪上的互敬互爱以及个人内心的温和从容。这四个字都是可以贯穿历史和当下的，作为对当代茶道精神的总结提炼就非常恰切。
日本的茶道，从发展来说，传承做得好，但是创新不够。比如，里千家的规矩一是一二是二，你变动一点也不行，这不被允许和接受。表千家实际上只与里千家相差无几，但那一点点差别，就必须要那样。每个流派对自己的东西守得很牢，甚至可以说是“固守”，比如仪式中从这里到那里你要走几步，都是要求得很死不得有稍许更改的。总体而言，日本茶道追求这种极致的仪式感，极力地守护一种传统。但仪式感强，这杯茶却未必好喝，未必适合大家的口味。礼仪是贯穿始终的，但是你不懂它的规矩你就无所适从，所以这是一种会与大众之间有距离有隔阂的礼。相对来说，我们则要自由一点，不会像日本茶道那样将规矩定得太过牢固，我们更强调灵活，强调据情况而变，强调茶艺实践者的主观能动性。总体而言，中国人的“仪式感”或者“礼仪”背后，都有更为实用的出发点，从实用再慢慢升华出美学和程式。这也许是我们祖先更为高明的地方。
中华茶人：大众普遍对茶艺的误解主要是什么又缘何而起，想要做到相应改善则应着重于哪些工作？
童启庆：沿着我们之前讲的茶艺与生活的关系来说，现在有很多“茶艺表演”，加上“表演”两个字，就有点把事情搞得糟糕了。表演就是表演，它不会是真的。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一再强调：茶艺本身不是表演，我们可以叫茶艺演示，或者茶艺示范。你不知道怎么规范科学地泡这杯茶，那么我示范出来、传达给你，着重点还是在于这套流程的实用价值，美只是一个辅助层面。当然，也有一些纯表演性的茶艺，比如仿古茶艺，是对历史文化形态的一种模拟和传播；带有宗教性质的，比如非佛教徒演示的禅茶道，是传达一种特殊的精神和美学形态；还有一些技艺精湛的茶艺演示，比如长嘴壶表演，就更类似杂技。表演性茶艺一直存在，有的甚至已经历史悠久，但要明白这不是主流，只是为满足社会特定需要而编创的。
因此在茶艺尤其是生活茶艺演示中，弱化“表演性质”，突出茶与生活、茶与健康的主题，让茶艺真正走向大家，是我们要着重去做的工作。我们就在浙江省大学联盟内组织了茶艺团，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的支持下，通过茶与健康的主题，由浙大发起，逐步推动到其他高校。茶艺队也会编创很多优秀的茶艺演出，比如师生通力合作编、写、演，将校史与茶结合在一起，这既很中国，又很浙大；既很历史，又很现代。这样的演出总能获得一致好评，是一种非常好的茶文化传播与发扬方式。
中华茶人：文化诚然害怕不谈，却更加害怕空谈。当下，您认为我们应当怎样去谈、去推广茶文化？
童启庆：当初开始做茶艺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人们看一场歌舞演出总能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有很多作品会在喜爱它的人们的推动下，很快流行起来，成为一种时尚？因为大家对好的歌舞演出有真切的感受。茶文化也一样，我们不应该只凭空口去讲，而要传达真切的茶之体验。既有非常好的色香味，又有真实的健康作用，还可以有很赏心悦目的茶艺美学——如此丰富的层次，是很容易带给人们真切的体验、享受和印象的，继而就会被他们认同与接受，这一切是自然而然的，只要我们用心做好每一个环节。
而为什么茶文化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但如今向大众普及却困难重重？因为现在许多茶文化工作者总是在行业内讲，在已经很懂茶的人群里讲，各种会议的议题都大同小异，这样就有些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意思了。这其实也是种偷懒：因为在业内讲，大家当然都是支持和拥护的，没有挑战自然就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这样不思进取是没有多少意义的。现在我们要走到大众之中，走到非茶人群体中去做这些工作，要跨界地做，向新的领域去宣传推广。
而跨界的尝试，在我看来，则需要我们有“主动出击”的勇气和行动力。在当初茶文化还很少有推广的时候，我就提出，我们应该去给科委的退休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去讲茶与健康，去演示茶艺。因为他们既有足够的闲暇也有适宜的心境，既有够高的理解力又有很强的号召力。意料之中，我们去讲了，效果很好。他们就介绍我们到人大常委会去讲，这样的机会就很难得了。那一次，七位人大主任，来了六位。我们不仅做了茶艺演示，讲茶与健康，还讲到了当时没有人讲的“茶寿”，讲茶字笔画拆开来看是两个十加八十八，合计一百零八岁。这对他们来说太有意趣了，因此他们记得很牢。当时领导们还鼓励说，你们不应该局限在国内，还要走出国外去推广咱们的茶文化。有了领导的认可和建议，在组织的支持下，我们就开始参加一些国际茶会等文化活动，开始了国际茶文化的交流之旅。
当我还在浙江省茶叶学会当理事的时候，就最早开始在学会内开展茶文化活动，同时进行各种茶艺演出。那时候有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但还没有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开内部茶会的时候，我说我去把国际文化交流学会的领导请来吧，那么他们以后在搞文化交流的时候就用得到我们了。大家赞同，我便去请，一请这些领导都来了，我们就做了一场探新茶宴，规模不是很大，但反响非常好。领导们说他们正要搞一次国际的文化交流活动，但还没有内容，正好，就把内容定为茶文化交流吧，由我们茶叶学会来策划内容。只有我们学会力量还不足够，我们就联合了中茶所和中国茶叶学会，共同努力成功举办了第一次国际茶文化交流活动。这样，我们跨界做茶文化就跨出了一大步。就在这次活动中，会议建议建立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获得大家一致赞成通过。这样回忆起来，我们学会还是对今天的茶文化推广做出了一些踏实贡献的。包括茶与医学的结合，也是学会做的重要的事，从80年代开始做，到今年已是三十余年了。如果不去做，不想着尝试跨界、尝试开拓，就没有这些事件和贡献，茶文化的传播就走不这么快了。总结起来就是事在人为吧，要开阔思路，主动出击，抓住机遇。希望茶人们的勤奋努力、拼搏创造，能使我们中国茶业的道路越走越宽阔。
（本文刊载自《中华茶人》第82期）
（来源：中华茶人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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